王卓銘:醫改要防“灰色”公關
耗資8500億元的新一輪醫改正步入攻堅階段,潛在商業賄賂空間巨大,尤其是外資藥企的“灰色”運作方法尤其值得警醒
文/王卓銘
美國司法部(DOJ)和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正在組織一輪對于跨國制藥企業的海外反腐敗調查。8月9日和8月12日,美國兩家制藥企業賽生和默克(在美國以外稱默沙東)分別在二季報中公開承認收到了上述兩部門的調查函。另有消息說,葛蘭素史克、輝瑞等企業同樣在積極準備材料配合美國官方的調查。
美國政府的調查依據是出臺于1977年的《反海外腐敗法》(FCPA)。任何美國公司、自然人或者在美國上市的公司,其在海外市場的賄賂行為皆在該法的監管范圍之內。這一法律在中國最知名的應用是2005年,建設銀行原董事長張恩照因收受IT服務商AIS的100萬美元賄賂而辭職。盡管張恩照并不受FCPA約束,然而AIS確鑿的行賄行為已令張無法繼續任職。
美國司法部和證交會并不打算透露這輪的調查所涉及的具體企業和所在市場,但賽生公司明確表示,“包括中國在內”的海外市場上銷售、審批和市場推廣的情況,是這次調查的重點。顯然美國政府已經考慮到了:中國正在進行的新一輪醫改,可能使這些制藥企業可操作的灰色空間更加廣闊。
的確,新一輪醫改讓外資藥企興奮,基本藥物目錄、醫保目錄無不是外企進入中國藥品主流銷售市場的機會。默克已有5個品種進入國家醫保,諾華和輝瑞也各有斬獲,并在積極爭取地方醫保目錄增補的機會。
同時,商業賄賂成為醫藥領域一直無法消滅的頑疾。從藥品審批、定價到招標采購、醫療機構使用,每一步都不易擺脫商業賄賂的影子。連續兩屆的國家藥監局領導班子中,前有鄭筱萸,后有張敬禮,落馬均與此有關。
耗資8500億元的新一輪醫改正步入攻堅階段,潛在商業賄賂空間巨大,尤其是面對外資藥企的“灰色”運作方法,我們有無足夠的防范機制和手段?
外企的醫療設備和藥品有較高的品質保障,適應部分患者的治療需求。但是在覆蓋面極廣的醫改中,大量外資醫藥產品卻在逐步擠占國產藥的市場。一方面,由于醫院售藥存在15%的藥價加成,外資高價藥能夠提供更多的利潤;另一方面,高價格顯然能提供更多的回扣空間,醫生也可以以“高品質”為借口,開出更多的外資藥品。外企在國內所賣的藥品種類并不多,但一般都是社會上最需要的,如心腦血管類,中國人口基數和老齡化趨勢讓很多企業只靠一個藥品就能實現超額利潤。
近幾年開始流行的學術推廣為這種賄賂披上了一件更為光鮮的外衣。企業和醫生交流最新技術本無可厚非,但動輒高規格接待、赴海外交流等超出需要的內容,屢屢出現在藥企學術推廣活動中。更有甚者,直接向藥監局、社保部等國家部門工作人員和業內權威“定向推廣”,其目的已經超出了學術交流本身。
很多外資藥企是這種上下通吃的典型。在外資藥企中,政府公關部門是必設的,主要負責政策研究和突破,醫保、基本藥物、單獨定價,無不是它們突破的對象。另外,龐大的醫藥代表隊伍也是必須的,這些在灰色地帶邊游走的銷售人員與他們的國外同行有很大的不同。
醫藥問題一直是中國最復雜的問題之一,其復雜性在于涉及衛生部、藥監局、發改委、社保部等多個部門,制定的政策如何相互銜接?藥品審批權在藥監局,定價權在發改委,醫保選用權在社保部,醫院使用權又在衛生部,這樣的局面會不會容易被熟悉中國特殊環境的企業各個擊破?有業界專家曾警示,要順利推進本輪醫改,就不能任由這種狀態持續下去。
未來制度設定應更趨向于減少灰色地帶存在的空間。第一是部門間加強協作,互相監督,構筑對話的平臺;第二是建立跨部門的數據庫,作為藥品審批、使用、定價的依據,杜絕個人因素的影響;第三是加強立法,細化醫藥商業賄賂的界定,使司法工作有法可依;第四,政策上宜傾向于國內醫藥產業,以發展民族工業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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