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6月28日 14:11《錦繡》雜志【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晉商簡介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創中國歷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商路遙遠，匯通天下，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傳頌著“山西人善于經商、善于理財”的佳話。

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臺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捻軍起義的發源地；著名的貴州茅臺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后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后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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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商品經營資本的發展

山西商業資本開始的時間很早。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集鎮。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山西商人還沒有一定組織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并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馬大多數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制造品。據歷史文獻記載，宋朝慶歷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馬可•波羅游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

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 “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進入了東北地區，1618年努爾哈赤占領撫順時，對在撫順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寫了“七大恨”，命令他們退回山海關內，可見當時山西商人已經和后金進行著貿易活動。清兵入關后，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從此，東北的松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就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后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 290多人(有的則說共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

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于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面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云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于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

除了國內貿易外，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我國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余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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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莊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只限于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并不收費。后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這位雷經理很聰明，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于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以后，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于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看到這種景象，山西商人紛紛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鴉片戰爭后的十年內，僅日升昌、蔚豐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號在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就有35處，分布在全國23個城市。他們除專門經營匯兌業務外，還兼營存款、放款業務，并把匯兌、存款和放款結合起來，利用承匯期，占用客戶的現金放高利貸，得到了很高的利潤。據史料記載，1847年末，山西票號蔚泰厚蘇州分號已有存款(白銀)36000兩，放款80000兩，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000兩，放款近70000兩。太平天國起義后，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坂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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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商人對中國金融貿易史的貢獻

一、山西商人資本的發展，不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而且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清乾隆年間，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資開采銅礦，劉永和投資開采龍門煤礦，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明朝官營解鹽生產，征發鹽戶到鹽池服役做工，叫做“鹽丁”。鹽丁另立戶籍，世代相起，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工奴，生活痛苦萬狀，經常抗工逃亡，生產效率極低，這表明落后的生產關系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廢除“鹽丁”制，把解鹽生產改官營為民營，交給商人自行澆曬。第二年又把鹽池分為五百一十三號，規定一戶商人經營一號，逐一登記。這種經營解鹽生產的“坐商”，自籌資金，雇人撈鹽，每產鹽一百引(二百四十斛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納稅，一引折合白銀三錢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納稅，抵作商人工本費。坐商對鹽池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卻有占有權和使用權，他們只要向政府納稅，就可獲得一號鹽池，經營生產。坐商雇傭工人的工資，以其技術高低來決定，按年支付，實際上已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鹽工則就是近代鹽池產業工人的前身。當時，鹽池有 20000多名工人，生產規模巨大，超過了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水平。從明朝官辦，“鹽工”逃亡，到坐商經營，“居民踴躍赴工”看，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性轉變，顯示出新的生產關系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財人物。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幣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即商業資本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財東(商業資本家)出白銀若干，委托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干的人當掌柜(相當于經理)，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財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柜，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帳一次，由掌柜向財東匯報經營成果。如果財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財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實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舍得智力投資，舉辦商人職業教育。早在元代，運城鹽池就設有鹽商子弟學校，叫做“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在包頭城，也有山西商人自辦的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

四、首先創造了民間匯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于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學習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閉落后，因循保守。明清時代，敢于遠離家鄉，開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帶的商人遜色。在發展現代經濟的今天，學習這段歷史，反思我省由開拓走向封閉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于振興山西經濟，建設美麗的家鄉是很有意義的。

晉商文化在我國商業思想文化史上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創造力。其精髓表現在六個方面:

一、誠信義利的價值觀念。山西人受孔孟之道影響，崇尚信義，在其重商立業的創業思想指導下，在“義”和“利”的問題上，有其獨特的理解和行為規范，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古代中國，幾乎每個城市都有孔廟、關廟，很多關廟由山西商人所建。關廟作為祀奉關云長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般信崇，均在于“信”、“義”二字。

二、博大寬厚的經營胸懷。博大寬厚是晉商文化的底蘊所在和晉商群體賴以興旺發展的精神支柱。胸懷寬廣，眼光遠大，使晉商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審時度勢，洞察機遇的銳利眼光;敏于觀察商情，捕捉戰機，采取主動，適機而上，乘勝獲取戰果的機智頭腦;寬厚待人，以義取財，以利厚人，增強友誼，在化解業務糾紛和協調師徒關系方面展現的大家風度。太平尉家在明末清初還是封建行店的土財主。雍正、乾隆時期，尉家家主尉佳瞄準江、淮、山、陜“民稍寬厚”的有利環境和兩湖、安徽絲綢豐收的有利機會，從山、陜收購鐵、鹽、皮、羊、煙葉、木材等轉運兩湖、江淮，又由江淮販運絲、茶轉銷內地，由單一經營發展為多種經營，由商業投資轉變為金融投資，逐步擴大了銀號、錢莊的經營業務。號鋪由山西、河南發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揚州、蘇州、杭州等富庶地區，鼎盛時期可“日進萬金”。尉家興旺的另一原因，是重視精神價值，對待店徒，平等寬厚，薄利厚薪，實行人股三七或四六分紅。為安定號員思家心理，每年派出尉家戲班，按每天一號巡回演戲慰問。

三、兼容并蓄的經營氣度。表現在經營管理上既能與人寬容共處，和平共事，又能讓利經營，薄利取信。太平王家從清初王太來發家，到王協于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癸卯科考中舉人，是王家的鼎盛時期。王協在乾隆南巡時，承辦接駕差務，禮遇和珅，寬待同僚，在奸相專權的夾縫中危襟獨潔，容忍共處。還在兩淮捐輸軍餉，取得“恩加十三級，晉資政大夫”的官銜，從而躋身“官商”職位，獲得兼事經商的合法地位。王協在承辦河東鹽務時，用巨資買得河東鹽池的私賣股權，從河東鹽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揚州、蘇州、杭州、羅山等地，都開設有王家鹽號;承辦鹽業運銷，每年獲取鹽利1000萬兩白銀，成為乾隆、嘉靖時期全國著名富豪。而王協經營的河東鹽業運銷，抵制了“洋商”染指山西鹽務的企圖，維護了河東鹽業產權和稅賦收入，因功獲得乾隆的封賞。王家雖屈事朝廷，委于權勢，但能以一家之力，溝通鹽運，便利商民，互通有無，實利地方，乃兼容并蓄之精神在商界的體現。

四、同舟共濟的協調思想。晉商信奉“和氣生財”，重視與社會各方的和諧，尤其在同業往來中既保持平等競爭，又相互支持和關照。在晉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為“相與”，凡是“相與”，必須善始善終，同舟共濟。他們不亂交友，需經過了解，認為可以共事，才與之銀錢來往，否則婉言謝絕。既然“相與”，必竭力維護，即使無利可圖，也不中途絕交。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曾因瀕臨破產向其“相與”大盛魁借銀三四萬兩，后改組為天亨永，照常營業，未發生倒閉。1929年大盛魁發生危機時，王掌柜派人送去兩萬銀元，好友認為此款無法歸還，勸其三思，王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沒有大盛魁的雪中送炭，天亨玉早完了，那里還有天亨永呢?”票號經理李宏齡著書說:“區區商號如一葉扁舟，浮沉于驚濤駭浪之中，稍一不慎傾覆隨之………必須同心以共濟。”

五、求同存異的經營策略。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一方面，各國列強利用不平等條約，開始傾銷洋貨，國內洋貨充斥;另一方面，國人大呼變法革新，民族工業步履艱難。尤其在晉南，因商行經營思想守舊，商品滯銷，抵擋不住洋貨的滲入。如何振興固有商業，利用商業積累資金，發展新型民族工業，制約洋貨(洋務)泛濫，求民族工業之存在和發展，就成為商界愛國人士的共識

六、自強不息的經營精神。清末民初，國事日非，外受列強侵略，內遭軍閥割據。既要解民生于倒懸，更要抵制洋貨的泛濫，成為當務之急。二三十年代，晉南各地洋布、洋面、洋煙、洋煤油、洋火柴以至洋畫、洋書等洋貨，充斥市面，洋商、洋號，隨處可見。太平楊家在此時刻，以振興民族工商業，抵制洋貨為己任，挺身而出。楊世堂于民國十年(公元1921年)接管楊家號務后，目睹洋商廉價收購西北皮、毛、棉、麥以及金、銀、鹿茸、麝香、紅花等土產和貴重藥材，攝取大量利潤。

代表人物

明朝以利制權的富商曹三喜；足智多謀的山西鹽商王海峰王協；講求信譽的“六必居”老板趙存仁趙存義趙存禮；誠信經營的晉商喬致庸；清末新興工業的開創者劉篤敬；薄利多銷，積少成多的晉商常威；博大寬厚的晉商尉佳；清朝“大盛魁”創始人王相卿；“日升昌”票號創始人雷履泰；清朝山西票號商李宏齡；北京老字號“都一處”老板李氏。

百度公司李彥宏

VANCL凡客誠品CEO：陳年

山西通達集團董事長遠勤山

香港商人霍英東(祖籍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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