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救災與經濟學之“道”

2013年04月27日 00:19
來源：華夏時報 作者：趙曉 陳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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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蘆山地震的第二天，有家媒體約我寫篇稿子，談談這次蘆山地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我婉言謝絕了，原因有兩個。第一，這次地震的直接經濟損失應該不會很大。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為8400多億元，占比不到當年全國GDP的3%。而相比之下，這次地震的地域和震級都要小，直接經濟損失應該不會太大。如果再考慮明后年災后重建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僅從純經濟增長的視角看，現在就談經濟損失恐怕真的沒有多大意思。第二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當時那家媒體約稿的時候，抗震救災的黃金72小時還未過，那會兒就開始核算地震的經濟損失，好像總是有那么一點不合時宜。雖然中國經濟目前仍屬“弱復蘇”，H7N9再加上個地震，肯定會給今年的經濟增長帶來擾動和噪音，但歷史的經驗表明，物質上的失去必將成為過去，而生命的逝去和家園的坍塌才會給我們帶來難以抹去的心靈創傷。在這會兒，政府、企業、社會、公民的眾志成城才是人性之善和普世大愛。這種大愛藏于每個人的心底，萬眾一心，不問出處，不算投入，不求回報，這就是我想說的抗震救災中的“道”。

講到抗震救災中的“道”，筆者覺得更有必要利用這次機會，好好思考一下日常經濟建設中的“道”。從經濟學上看，這種“道”就是不以物質利益為最高生活原則，就是在經濟建設中也要像在抗震救災中一樣，講“超功利主義的道德”。

從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開始的自由經濟學派一直奉行個人的“利己主義”，認為“經濟人”是利己的，而非利他的，但經濟人利己行為的后果卻又同時是利他的，因為這種利己行為會促進社會福利的整體改善。這也是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市場經濟最大的好處就是教人不偷懶，教人想方設法追求財富最大化。但是，市場經濟中“利己也利他”的理論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自由經濟行為要有制度(法律)的約束和道德倫理(文化)的支撐。否則，“利己”也可能會鼓勵人們為了經濟上的“利己”而勤奮地撒謊，勤奮地害人，或不擇手段地去掙錢，好的市場經濟便可能被搞成壞的市場經濟。

其實經濟學大佬們很早以前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于是就有了既不同于原教旨主義，也不同于左派和新左派的“倫理經濟學派”的出現。比如，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以及當代學者羅伯特·巴羅等人的著作。闡述的都是這樣一個道理：即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現代文明不僅要建立在“術”和“制”上，更要建立在終極的“道”的基礎之上。

2002年在美國游學時，我就經常思考一個問題：中國的市場經濟和美國的市場經濟究竟有什么差異？從美國的市場經濟中我們還可以學到什么？琢磨了很久，結果我發現，中美兩國在科技、金融、城鄉差別、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異很大，中國的市場經濟主要是利益驅動的，是物質的，這些東西在驅使中國的市場經濟前行。這些是人的本能，在一定的條件下也是有好處的，所以不能全盤否定，但也不能高估，不能頂禮膜拜。相比之下，美國的市場經濟尤其是在“道”引領下的市場經濟更偉大，它沒有去否定人們的欲望，但也沒有放縱欲望，而是用好的倫理去引導欲望。它的市場經濟靠下半身的同時也靠上半身，即通過克制人性的很多不良欲望，努力地把商業做大，但是做得更文明，有信仰、誠信和道德作為底線，即做商業也必須心中有所敬畏。

引用萬科董事長王石前不久在綠公司年會上的講話，就是“我們現在中國的信仰就是錢，國家信仰就是GDP，個人來講一切就是錢錢錢”。強拆圈地、景區門票漲價、紅豆局長，諸如此類都是鮮活的案例。過去，我們的改革帶來的是巨大的經濟進步，人均GDP已超過5400美元，不出意外的話，至2025年左右，中國GDP總量將超過美國。但我們在社會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問題，現代市場體系必須形成“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可是我們的這些木板不一般長，其中有短板，短板就會阻礙我們把中國經濟的這座大廈蓋得更高更好。

前總理溫家寶曾經說過，“中國人需要比黃金更寶貴的誠信，比大海更寬廣的胸懷，比高山更崇高的道德，比愛自己更多的愛別人的博愛精神。”抗震救災中應該如此，日常經濟建設中也應該如此，我想，這就是地震給予我們的額外恩賜吧。

(趙曉，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陳金保，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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