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勝阻：城鄉教育差異最大 外地人擠破頭想要北京戶口

2013年02月22日 23:29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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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財經訊 2月22日消息，在今天舉行的亞布力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辜勝阻認為城鎮化是黃金機遇，但要謹防好心辦壞事。他對目前的“半城鎮化”狀況抱以憂心，認為地域上2.8億農民出現了轉移，但身份上還沒成為“市民”，只是“農民工”。而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中，教育是最不公平的。

“戶口現在有人研究過，戶口本上現在有67項城鎮居民不同的待遇，最大的問題，是教育，北京100個考生中間就有一個人可以考上清華和北大，山東400多個考生有1個人有機會，有人擠破頭想要北京戶口。”

辜勝阻重提小平恢復高考改革的故事：“30年前小平教育改革使少量的農村青年通過高考跳龍門，今天通過戶籍改革使大量農民工市民化，30年前小平的改革，特別是經濟改革是從農村生產責任制開始，是從農民開始的，那么今天的城鎮化改革，要從農民工開始。”

以下是辜勝阻演講實錄：

辜勝阻：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晚上好！我非常高興第七次參加亞布力論壇。我演講的題目是“城鎮化黃金機遇，但謹防好事辦歪”。我們知道十八大開啟了新的政治周期，那么新經濟周期的突破口在哪里？我認為是新城鎮化。

我最近兩次參加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的討論，兩次會議上都有大約七成的人在討論城鎮化，為什么大家都如此關心城鎮化的問題？有兩個原因：一是興奮，因為城鎮化背后有巨大的潛在內需；二是擔憂，擔憂下面把“好事辦歪”，即我們常說的，“上面播的是龍種，但弄的不好下面收獲的卻是跳蚤”。經濟工作會議把城鎮化作為一種新政，城鎮化在今年經濟工作會議當中擺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要講的第一個觀點是，新型城鎮化是最大的增長新引擎和發展新紅利。

首先，新型城鎮化是穩增長的最大新引擎。一般來講，人口對經濟增長有兩重性：從人口城鎮化角度看，是經濟發展的最大推動力，但從人口老齡化角度看，又是最大的制約。有人做過測算，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會削弱經濟增長2-3個百分點。但是同時，人口的城鎮化會拉動增長3-6個百分點，至少是3個百分點，如果做得好可以是6個百分點。現在我們討論美國經濟時，覺得美國GDP增長率能達到1%-2%就不錯了，而我們是8%左右。事實上，美國是城鎮化完全飽和下的經濟發展，城鎮化水平的差別是中美兩國經濟發展速度差異的重要原因。在美國，農民不足1%，而中國有9億農民。危機期間有人寫了一本書叫《誰來拯救美國？》，答案是九億中國農民。9億中國農民從農村走向城鎮的城鎮化過程，會產生巨大的的市場需求。將“候鳥型”的農民工轉移人口市民化，將會使他們的流動型消費轉化為定居型消費。據有關研究測算，按照現有城鎮化速度，未來5年消費需求規模將從2011年的16萬億提升到2016年的30萬億左右。高速發展的城鎮化使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這對基礎設施、房地產等行業的投資和建設提出了相應要求。目前，城鎮化已經成為很多券商全年布局的一個主線，有專家估計，城鎮化帶來去年年底大盤強拉15%，所以城鎮化對股市來說也是興奮劑。

其次，新型城鎮化是繼人口紅利之后的發展新紅利。作為發展紅利的人口紅利有三種：一是量大價廉的人口數量紅利，二是通過人力資源開發形成的人口質量紅利或“人才紅利”，再一個就是人口從農村走向城市過程中的人口城鎮化紅利，這是最大的紅利。2009年美國的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到中國來，他的調研發現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只相當于美國的4%，現在有法國的機構預測，4年以后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就會趕上美國，當然我們不能完全相信這種預測，但是勞動力上漲，中國的勞動力不再便宜，已經成為一個事實，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已經開始逐漸消失。人口城鎮化紅利和人口質量紅利將成為最大的發展新紅利。

第三，新型城鎮化是解決“半城鎮化”實現平等的新理念。我們知道城鎮化有三維轉換：一是從農村到城鎮的地域轉移，二是從農業到非農產業的職業轉換，三是從農民到市民的身份轉變。現在大量的農民工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這兩維轉換，但是沒有實現從農民到市民的轉換。2億多生活在城鎮里的人沒有城鎮戶口和享有城鎮居民待遇，很多農民工出現“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勞力在城市，家屬在農村；收入在城市，積累在農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農村”的“半城鎮化”現象。戶籍制度構筑了兩種身份在利益上的嚴重不平等。有研究表明，戶口本上有67項城鄉居民不同等待遇。新型城鎮化的重大標志是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農民工市民化的實質是從戶籍制度的不平等走向社會公平。通過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保障農民工享受與城市市民平等的權益和待遇，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平。

第四，新型城鎮化是改革再出發的新起點。推進以人為重心的城鎮化必須深化改革。新型城鎮化涉及到公共服務體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十多項改革。李克強副總理在談到改革時指出：“改革是中國發展的最大紅利”。如何將改革“最大紅利”和城鎮化“最大潛力”結合起來，是推進城鎮化的關鍵。把城鎮化這一最大潛力變為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關鍵是讓進城者有就業和創業的機會，能安居樂業，實現安居夢、創業夢和市民夢三大夢想。30年前小平教育改革使一小部分的農村青年通過高考跳出“農門”，今天需要通過戶籍改革使大量的農民工市民化；30年前小平改革從農村生產責任制開始，從農民開始，今天改革需要從城鎮化開始，從農民工開始；20年前小平的南巡引發體制內精英下海創業潮，當時據稱10萬人從體制內走向體制外，所以才有我們所謂的92派的企業家，如今我們新一代領導人的南巡，通過城鎮化是將會促進中等階層的崛起。有專家預測，隨著城鎮化的推進，2020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有望達到6億人

我下面講進一步深化城鎮化配套改革的十條建議，李克強副總理在十八大后講過兩句倍受經濟界關注的話，一是城鎮化是內需最大的潛力，二是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最大的潛力要轉化為現實的動力，必須通過改革。新型城鎮化涉及到數十項改革，我認為首先是公共服務體制的改革。有人說是戶籍制度改革最重要，我不同意，因為農民有了戶籍沒有公共服務，他還不是市民。所以深化公共服務體制改革，使公共服務由戶籍人口轉向城區人口全覆蓋，這是非常重要的。在城鎮化過程中，中國特色是從農民變成農民工，這是一個轉換，我們現在是要把農民工變成新市民，最關鍵的是穩定的就業和平等的公共服務。

第二是住房及保障房制度的改革。李克強副總理最近到包頭的棚戶區進行考察，他說棚戶區改造要讓群眾從憂居變宜居。深化保障房制度改革，以解決城鎮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工保障性住房為重點，大力發展公共租賃住房和廉租房，建立覆蓋不同收入群體的城鎮住房多元化供給體系，使進城轉移人口實現安居夢想。

第三是戶籍制度的改革。戶籍制度改革應該采取“分類指導，因城而異”的原則，特大城市不可能一時完全放開，但可以推進農民工在一些領域與市民同權，中等城市則應積極地放開，小城市、縣城等更是可以完全放開。

市民化應該通過“三個一批”實現分流：一個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屬地化，使一批進城農民工享受基本公共服務；還有一個就是通過戶籍制度的改革，讓農民工進城落戶一批；再一個是從沿海大城市回流一批，推動“雙轉移”。我今天到牡丹江去考察了三戶農民工家庭，他們都是就地市民化， 20萬就可以買一套房子。這種就地城鎮化使他們真正的是安居樂業，這種農民工真幸福。但是我感覺到北京的農民工真糾結，他們融不進北京，回不去農村。全球金融危機形成一個重要的倒逼機制，就是倒逼沿海和大城市農民工回歸創業，以創業帶動就業。農民工市民化成本較高，需探索建立政府、企業、個人共同參與的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分擔，建立農民市民化的專項轉移支付。

第四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沒有它城鎮化很難推進。應通過立法保障農民土地財產權神圣不可侵犯，完善農民工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轉或退出機制，提高土地流轉的市場化配置程度，加強城鎮化過程中土地資源集約利用，改變土地城鎮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鎮化的局面。

第五是職業培訓體系的改革，特別要構建農民工的職業培訓體系，提高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的能力。

第六是創業扶持體系的構建，金融危機經受了最大的考驗，大量農民工失去了工作，他們沒有回去農村，而是返鄉創業。所以營造鼓勵創業的環境，做好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的回歸創業工作，讓更多的通過回歸創業的人實現創業夢，把城鎮化建立在堅實的產業基礎上，是城鎮化進程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第七財稅體制改革，如果我們地方的財力和市場不相匹配，就會讓城市政府嚴重的依賴土地財政。

第八是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解決城鎮化“錢從哪兒來”的問題。除了政府的公共投資，還需要實現城鎮化建設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擴大民間資本對城鎮化建設的參與程度，多渠道籌集城鎮化建設所需資金。可利用土地資本化紅利，讓農民的土地作為抵押品，來解決農民工的創業和置業的問題。

第九縣市管理體制改革，使城市總數從現在的600多座到2020年達到1000多座。中國“千強鎮”之首的廣東虎門鎮常住人口已經超過百萬，第一座農民城浙江龍港鎮常住人口已經超過40萬，但這些本應該屬于城市建制的地方卻只享有建制鎮的權限。我認為應該改革降低設市的標準，對吸納人口規模、經濟總量達到建制城市標準的強縣和強鎮改為縣級市和鎮級市。

第十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協調機制。我昨天到燕郊去調研，我感覺到建立區域協調機制非常重要。像北京的地鐵和輕軌就沒有辦法進燕郊。區域內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體制分割、管理分治、資源分散等問題亟待解決。在城市群的建設中，要通過建立跨行政單位的協調機制，推進城市群內的一體化。

我最后講的問題是，城鎮化趨利避害要防范五大誤區：一要防有城無市的過度城鎮化，城鎮化缺乏產業支撐，避免使新市民變游民、新城變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無質量的城鎮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躍進，一味追求城鎮化的高速度和規模擴張，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鎮化的“房地產化”，過度依賴土地財政，避免過高地價推高房價、陷入“賣地財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財，消滅村莊，迫使農民“被上樓”、農村被城鎮化，陷入“掠奪式發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鎮化而輕人的城鎮化，陷高樓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脹、環境惡化、資源粗放開發陷阱。

最后我的結論是：新的歷史條件下推動新型城鎮化要實現六個方面的轉型：一是從偏重物的城鎮化特別是土地的城鎮化向重視人的城鎮化轉變，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放在突出位置；二是從城鎮市民-農民工的二元結構向居民待遇一體化轉變，強調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三是從數量增長型城鎮化向質量提高型城鎮化轉變，更加重視城鎮化的質量與效益；四是從粗放式高物耗城鎮發展方式向集約型低碳綠色的城鎮化發展方式轉變；五是從單純“做大”城市規模向“做好”城市群、“做多”中小城市轉變，更加重視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的均衡發展；六是從四化“分離”向四化“同步”轉變，健康城鎮化要有堅實的產業支撐，要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我的演講就到這兒，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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