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新一屆政府無老本可吃 必須選擇改革

2013年02月25日 12:29
來源：鳳凰財經 作者：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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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13的中國，重啟改革已經成為共識，但是改革事業作為一個整體和好大的工程，應該從哪里開始著手，才能讓改革在錯綜復雜的利益分配中破浪前行，從而達到最優的效果，人們一直受此困擾。

農歷蛇年的元宵節，晚上六點，在東北小鎮亞布力，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在結束了三填繁忙的會議后，做客鳳凰財經演播室。在兩會前夕與我們一起探討改革議題，鳳凰財經陳志武教授的言論進行整理后發布，以饗讀者！

鳳凰財經：各位鳳凰網網友大家好，今天我們有幸請到了著名的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的終身教授陳志武先生，陳教授你好。

陳志武：你好，謝謝。

鳳凰財經：今年2013年，應該是中國政府一個換屆的年，新一屆中國政府的領導人將會換屆，其實從去年的十八大我們可以看出來，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大家對這屆政府也是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認為2013應該是重啟改革之年，再加上2012年是鄧小平南巡20周年一個紀念，大家對于2013年有一個很大的期待，認為這是重啟改革之年，你怎么看待這個機遇？

陳志武：其實對中國社會來說，除了寄予希望，對新一屆的領導班子寄予希望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因為過去十年，很多方面的改革都被停頓，即使有一些改革，也最多是修修補補，而不是根本性的，實質性的改革，其實從相當的程度上，我覺得新一屆政府也沒有太多別的選擇，必須得要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話，未來十年，未來二十年，中國經濟，中國社會，會經歷一些不小的危機。

又跟上一屆政府比，這一屆政府沒有太多的以前留下來的，讓他們可以吃老本的東西，因為回過頭來看，江澤民和朱镕基時代，做了好幾件非常關鍵的大的改革。第一是住房市場化的改革，我們都很清楚過去十幾年，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這么快，這么多，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于房地產和跟房地產相關的很多的行業的發展。

而這些房地產和相關的產業在過去15年，之所以能夠經歷這么大的發展，就是因為在朱镕基做總理的時候，1998年，全面的對房地產，對住房進行了市場化，商品化的改革，同時也推出了住房按揭貸款，這樣的一個金融品種，從這一項改革對整個中國經濟過去15年，也為符合溫時期的經濟增長奠定了根本的基礎，這是江和朱時代留下根本的好處和發展的潛力。

另外一項，在朱和江時代做的一個非?；A性的，對中國社會也是具有長久的、長遠的歷史性影響的，就是在2001年底加入WTO，所以2001年加入WTO以后，實際上也從相當程度上為過去十幾年，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也包括為國有企業的收入和利潤的增長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礎，這就是為什么過去十年京廣沒有太多的大刀闊斧的去長久影響的那種改革的出現，但是也并沒有妨礙中國經濟在過去十年快速增長，也并沒有妨礙中國經濟在經受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繼續可以按照比較高的速度去增長。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新一屆領導班子進來，他們既沒有類似于房地產市場化的改革帶來的老本，也沒有中國加入WTO帶來的十年的高速增長的機會，所以這個時候的話，不管是專家還是很多的政府官員都意識到下一步，不管是2013年還是之后，如果新的領導班子不推動一些根本性的改革的話，中國經濟長久持續的增長就會變成一個大的問號，中國社會的和諧發展，穩定發展，就會也有越來越多的挑戰。

所以2013年不管是出于中國社會老百姓和民間，智囊的和民間學者的愿望，還是出于迫切需要，從兩個方面來講，2013年必須重啟改革，否則的話以后的問題和挑戰會非常嚴重。

鳳凰財經：我們知道大家現在好像對改革有了一個共識，但是改革是一個很龐大的一個工程，是一個系統的工程，并不是說你從改哪一塊開始改革會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而且這是一個比較長期的問題，您認為當前政府要去重啟改革的話，應該最先是從哪里入手效果會更好一些？

陳志武：首先，最關鍵的入口點肯定是要對政府權力進行制約，如果政府權力，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權力不得到制約的話，那么，不管是經濟增長方式，還是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還是金融領域的自由發展和創新的空間，這些愿望，這些需要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都會很難實現，當然具體來講，比如說，我們很多人，包括很多的學者和專家一直在討論，一直在呼吁，要減少中國經濟對投資的依賴度，減少中國經濟對出口市場，對外貿的依賴度，要增加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對民間消費的依賴度。

這些愿望和理解現在基本上是共識，但是實際的結果是什么呢？盡管那么多的學者、專家去呼吁，去解釋，但實際上中國經濟對投資的依賴度不僅僅沒有下降，反而還在繼續上升，尤其是現在要推動的城鎮化運動，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又為新一輪的中國經濟更加依賴投資，又帶來了一個新的機會。

鳳凰財經：擔心城鎮化會不會成了一個新的四萬億。

陳志武：是。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除非我們能夠把政府的權力多多少少關進籠子，把政府權力失控的擴張得到一些制約，否則的話，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太少的依賴民間消費這個局面，不僅僅不容易得到改變，反而會更進一步惡化。

鳳凰財經：對于限制政府權力這塊，其實大家也看到了，其實在中國憲法沒有司法效力，所以現在就造成各級政府權力的擴大和不受限制，您認為如何落實憲法對政府權力的限制？

陳志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為什么有一些改革只是一個執政黨和相關的決策層是不是愿意這樣去做，沒有現有的制度架構，容許這樣改革的進行，比如說在制約政府權力這方面，也可以很簡單，讓全國人大，還有各級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等等，讓這些人民代表機構發揮憲法給予的這些監督制約的權力。

真正的運行人大體系對政府的行政，對于政府的這些財政預算，投資預算，投資計劃，對發改委這個項目那個項目的審批，多少去問責去質疑去討論，讓正反兩方面的不同的專家都有機會把他們的理由，把他們的分析公之于眾，讓人民代表，包括這些常委委員多去討論，那就可以達到多多少少制約中國經濟過度的往依賴投資的這方向膨脹的效果。

所以有的時候想一想，中國有些改革也許不是那么不現實，因為本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就說全國人大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國務院的這些部委都應該被全國人大監督問責，也都應該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這些不同的專業委員會的問責和監督，所以只要能夠真正做到這一些，不管是增長方式的轉型，還有腐敗的泛濫，這些局面都可以得到改變，得到改善。

鳳凰財經：您認為在現有的框架下去做這個難不難，因為過去幾十年，中國權大于法，或者國退民進是一個常見的一種狀況？

陳志武：到最后的話，只不過看是不是有真正的決心去實現憲法賦予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的權力，如果有這個決心去做的話，不需要太多其他的改革，能夠做這一點就可以把中國目前的很多的，不管是腐敗，還是增長方式，這些愿望多多少少可以實現一些，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最后會說，如果沒有決的話，就沒有別的辦法，最后的一些結構性的問題，腐敗的問題在中國只會越來越嚴重，到最后的話只會某一種危機來逼著整個社會和執政黨不得不去，在見到了棺材，見到了危機以后，再去進行這些改革，不過人類社會的歷史告訴我們，往往在那個時候可能有一點太晚了。

鳳凰財經：我們現在對改革討論也比較熱烈，前段時間有一個國內論壇上知名專家學者提出了成立一個改革委員會，然后進行頂層設計，全局統籌改革，就像當年的體改委一樣。

陳志武：我的看法是這樣，我知道這些專家，他們在呼吁成立國家改革委員會，來負責未來改革的頂層設計，我覺得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最高決策層能夠有改革的決心，而且那些改革的決心，通過成立專門的改革委員會這樣的機構具體的表達出來，而不是為了成立改革委員會而成立改革委員會，因為如果說最高決策層真的有這個決心進行實質性的改革的話，是不是要設立一個新的改革委員會這樣的機構，我覺得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本身的話，發改委是發展與改革委員會，至少當初成立發展與改革委員會這樣的機構的時候，出現這個名字的原來的紀委改變為發改委，做這個名稱方面改革的時候，已經是把改革、設計、權力、責任給了發改委。

所以在這個時候的話，我覺得關鍵需要的是決策層進行深入改革，尤其包括憲政改革這個決心，這是關鍵的，至于說要不要成立一個完全新的改革頂層設計的改革，我倒覺得是次要的。

鳳凰財經：李克強總理在十八大之后也提出了，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然后他后來又提出了，城鎮化可以為中國帶來20年持續的經濟繁榮，中國經濟發展一種動力，你怎么看現在的一種城鎮化，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地方上在推動城鎮化方面是一刀切，就說趕農民上樓，沒有太多系統上的規劃，不是一種人的城鎮化，而是一種物的城鎮化。

陳志武：我覺得改革是最大的紅利這個說法是對的，任何社會，不管是中國還是其他的國家都應該不斷的改革，因為技術在變化，人們的生存方式也發生變化，在加上全球化，讓各個國家，讓各個經濟體，各個企業，各個公司，能夠跨越國界去做生意做投資，所以這些都會要求向世界上各個社會，各個國家通過不斷的改革來調整適應新的時代，新的世界格局。

但是關于新的城鎮化運動是不是能夠提供二十年的持續增長，我是有非常多的保留意見，看法，尤其是我們不能夠為了增長而去犧牲，或者是侵犯農民的根本利益，根本權利，因為再我看來，不管是誰，不管是誰在做這個決策，我們不能夠忽視掉農民有權利選擇他們想要住在哪里，以什么方式去住，以什么方式去生活，如果說為了未來二十年的經濟增長，我們不惜犧牲六七億農民的基本權利，我覺得這種增長寧可不要。

因為對很多農民來說，他們之所以在今天有自己的房子，而且自己的房子是零零散散的，分散在不同的山上，地上，不同的村莊里面，有他根本的道理，因為不管是中國，還是其他的國家，歐洲國家也好，拉美國家也好，東歐國家也好，非洲國家也好，亞洲國家也好，各個地方的農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農民的房子往往都很分散的，往往都在他們自己農田的邊上。

之所以是這樣，道理很簡單，如果農們的房子是分散在各個不同的地方，離他自己農田非常近的話，他們一出家門就能夠下地種糧食，去下地干活，反過來，如果像河南一些縣所做的那樣子，通過行政權力迫使那么多的農民，迫使一個縣的農民只能夠選擇在4個集中居住地去生活，去住，必然造成的一個結果，大多數農民以后每天為了下地干活就要多走幾十里路，或者至少幾公里的路，這樣一來的話，表面上看一個縣通過農民放棄他們世世代代，祖祖輩輩留下來的宅基地。

去搬到一個集中居住的地方，然后給一個縣的也許新增加了一萬畝，或者更多的耕地，但是實質上這種耕地的增加是要求當地的農民未來每天下地干活的時候，要多走幾公里，甚至幾十公里路的，以那個代價來為新增加的一萬畝地來買單，我覺得這是一個不能夠忽視的，關于好處和成本要做的一個權衡，一個比較，因為這些農民未來，不只是他們這一代農民，而且農民的子孫，都必須的未來每天都要都走幾公里，甚至幾十公里路，這種代價日積月累是高于宅基地囤出來的耕地，還是低于宅基地囤出來的耕地，我覺得這個是官方決策層必須要做的一個計算，這是第一。

第二，在退一步來講，憑什么政府的權力就可以迫使那么多農民上樓，這是一個從根本層面上，我們不應該容許任何政府機構，利用政府機構的權力，利用行政權力去做的侵犯農民基本權力的這樣一件事，從根本的層面，我是非常反對的，現在通過行政手段強迫農民上樓，強迫農民放棄他們的宅基地，要搬到一個他們根本不熟悉，非常陌生的一個地方去居住，我覺得這種行政手段所帶來的對農民基本權利的侵犯是我們所有決策層，包括專家不能夠忽視的。

鳳凰財經：因為我們也看到，其實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中國在追求自己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為了經濟增長，其實很多地方他是不太重視個人權利的，就是認為你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的利益，這種集體價值觀其實一直左右著政府的一種思維，如何說轉變這種思維，去限制他的權力。

陳志武：其實，中國應該結束為了增長不惜犧牲老百姓權利，這種低人權，高增長的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應該要結束了，早就該結束了，這是第一。第二，所謂的人民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什么是集體利益？這個判斷不能夠只有官員來做出，而應該要讓幾億農民自己來做出，他們比任何官員更清楚，什么是他們自己的根本利益，不能夠由住在北京的官員來做這樣的判斷。

鳳凰財經：另外一個，從中國現在這樣一種增長模式，我們也看到，現在北京等地區出現一些高污染的霧霾這種天氣，其實這是不是中國在為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模式在買單？

陳志武：肯定是的，我本以為北京好幾個星期經歷的霧霾，這樣高空氣污染的生活環境，我以為這已經讓很多的人搞清楚了，這種一味的為發展而發展的這種增長方式帶來的代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希望在有了霧霾的這樣高污染的生活經歷了以后，決策層應該對新的城鎮化運動做更多的思考，甚至一些反思，這是我希望看到的。在決策層更加大刀闊斧，推動城鎮化運動之前，應該做一些再思考。

鳳凰財經：其實中央政府，以前就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就是說對于經濟發展聯合自然環境協調共進的這種發展模式，一直提倡這種發展模式，但是后來我們發現還是沒有達到他們這種政治發展理念，其實他們發展理念是有的，但是就是沒有發展這種結果，因為這種過程之中出現了一個原因，是因為中國經濟增長那種客觀需要嗎？很多人會認為中國經濟如果不增長了，社會就會出現一些動蕩，人民對這個就會不滿，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陳志武：其實這個轉變增長方式，不能夠為增長而增長這種愿望已經說了好多年，十幾年，而之所以這些愿望表達了十幾年，討論、爭論、共識也有十幾年，但是實際的結果不僅僅沒有看到原來的那些結構性問題得到改善，反而是不斷的惡化。其中一個最最主要的原因表現包括兩方面。第一就是我們剛才說到的政府權利失控，第二中國社會各行各業的資源和審批權還有這些土地，這些企業的資產，絕大部分都繼續掌握在不同政府部門的手里面，所以這樣就造成一個什么局面呢？一方面幾乎所有的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權利部門官員的手里面，另一方面權利的行使過程又不受到監督制約。

同時我們知道政府官員他一個本能的追求形象工程，追求政績的沖動，因為政府官員你不能怪他們，就他們那個追求的官權利、官位越來越大，而不是個人收入的財富這方面要多少，所以既然他們那個追求的是權利的不斷地增加，而能夠實現權利不斷增加主要的方式，又是政績和形象工程。

鳳凰財經：對。

陳志武：那么在這樣的一個，在政府官員面對的基地機構是這樣的一個布局的大的背景之下，同時又把這么多的資源和審批權都交給他們，掌握在他們手里面，而他們行使這些權利的時候，又不受到制約。那么這個時候很容易看到的是這些官員就會把掌握的這些資源都用來做鐵公雞這些項目，做這些大的工廠和制造業的項目。

因為這些鐵公雞項目和鋼芯的鋼鐵公司，鋼鐵廠等等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這些東西，這些結果。而這樣子形象工程偏偏又跟那個看得見、摸得找著鐵公雞的鋼鐵廠是完全相吻合的，所以這就造成了這個只要政府權利還繼續失控，然后政府掌握的資源還是這么多的大的背景不改變的話，那么中國的這些過渡依賴投資這樣的一個特征，就不太可能會消失。

鳳凰財經：剛才您也說了，就是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資源，其實我們知道中國的土地是國有，然后資產也是屬于國有，普通民眾缺少應有的財產權，比如說農民對耕地沒有自己的私有權，然后國有企業其實屬于產權不明晰，您認為在產權制度上，中國應該進一步的去做什么？

陳志武：一方面是農村土地必須得私有化，實際上土地的集體所有給那些鐵公雞項目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也讓那些所謂的集體通過腐敗、受賄、輕易的把幾十畝，甚至于幾平方公里的這些農用地，農村農民的土地成為一個很低的價格就可以轉移給那些房地產開發商，轉移給這些工廠這個投資者，所以這個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初推動農村集體化，土地的集體化，還有農村生產單位、生產方式的集體化，當初之所以推這些集體化運動就是為了共同富?！，F在回過頭來看當初的這個土地集體化改制、改造，實際上提供最大的便利就給那些當權者出賣農民的利益，提供了最大的方便，而且給那些當權者自己撈很多的錢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因為現在當然最近的故事也比較多，一個農村信用社的副總理，居然可以有那么多的錢買那么多的房子。

然后據我的了解，很多貧困縣那些縣長、副縣長或者其他的官員都可以來不來有多少個億的財產，那些都說明了就是當年的土地集體化帶來的結果，今天非常具體的以這些哪怕是貧困縣的這些官員都可以有幾個億財富的這樣一個結果，當然更從利益方面，為那些集體掌權者，給那些公司或者是來自于不同地方的投資者，做這個幕后的交易提供了根本的便利，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回過頭來看，不管是為了增加農民的這個消費能力，還是為了改變農民未來的經濟狀況，還是為了推動自然的、自發的城鎮化，都應該把土地的那個集體所有進行私有化，讓每一塊地到底是屬于那個農民的，應該變得非常的清晰，只有這樣子通過土地的私有化，通過土地的可以自由轉讓、交易、抵押、從根本上跟農民提供更多的選擇。讓他們能夠不僅僅變得更富有，也可以自己去創業，同時讓他們有很多的收入和財富，去增加消費。這樣的話，可以達到這個改變三農問題的這個效果，同時也可以，間接的實現那個城鎮化的目標。第三個就是也可以更加促進中國經濟也好，更多的依賴民間消費，而不是更多的依賴投資。

鳳凰財經：其實無論從土地的所有化，還是從國企的這種私有化來說，其實大家這么多年，經過討論，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共識。我不能說全部的共識，因為大家還有捍衛意見去捍衛國企和土地公有制的。他們的擔心說，土地私有，或者是出售國有企業，最后造成的就是一部分人獲得了更多的利益，而真正需要獲得利益的農民，或者工人沒有得到應有的利益。比如說，會造成大量的土地兼并，或者是會讓造成大量的失地農民出現這種情況，您認為這種擔心是不是必要的？

陳志武：這種擔心是完全得不到這個數據的支持的，也得不到其他的國家經濟利益的支持的。退一步來講，今天那些國有資產，沒有被私有化，沒有被民有化，誰在享受這些國有資產的好處，是中國的13億多老百姓嗎？還是少數的掌權者，這個答案是很明顯的。所以那些人說，土地私有，國有資產民有化，私有化，這最后的話，讓少數的人，掌握了更多的資產，讓少數的得到更多的收益。但是今天的現實，跟那天有區別，今天的現實是不是比那個還要更怎么的，有可能因為土地兼并和那個國有資產通過私有化以后，可能會出現有一些國有資產，最后通過交易買賣的，讓少數的人控制。

那個結果可能還更公平一些，至少那個促進和國有資產私有化以后，新的這些土地所有者，國有資產的所有者，他們至少有一個選擇權，他們決定賣還是不賣，抵押還是不抵押。但是現在的話，中國的老百姓和其他的人，都沒有什么選擇權，都沒有什么參與權。但是照樣的我們，看到的現實，是農村集體所有的這些土地，給少數的掌權者帶來的便利，帶來的好處，讓他們享受那么多。國有資產，國有企業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好處在哪里，這些話題，在網上和甚至在一些紙媒和電視上，大家討論的已經很多了。

鳳凰財經：對。

陳志武：讓我們看到的一些現實，是國有資產更多的，是給少數有權、有關系的人提供了好處，讓他們發財致富，得到很多的錢。但是這些國有資產，集體所有的土地，基本上跟13億多的老百姓沒什么關系。

鳳凰財經：其實大家有這種思維，是不是也和政治體制改革不深入，沒有完善有關，因為說有權的人，他可以掌握更多的分配權力，獲得更大的利益。

陳志武：那當然，那當然，這就是為什么，既得利益群體憑什么要贊成，推動國有資產的民有化改革，要推動這個農村土地的私有化改革。因為到最后的話，如果能夠做這些決策的人，是既有安排，既有體系的受益者，那他們怎么會主動的放棄這些油水，放棄這些利益，去做一些根本性的改革。這些改革降低了他們的好處，降低了他們的權力。讓13億多的中國老百姓受益，盡管這樣子，但是對于他們個人，并不是一個更好，并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鳳凰財經：但是教授，現在就有一個矛盾，因為各種資源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但是改革要把資源從這些人手里拿出來，這些人又掌握著一定的決策權，這種情況下改革，改革是不是困難會很大？

陳志武：是會，是會很困難，實際上已經很困難，之所以過去10年，沒有太多的實質性的改革，就是因為這個既得利益群體，不會輕易的愿意放棄這些，掌握在手中的這些資源，和掌握在手中的這些權力，力量的力。所以這就是為什么呢？有的時候，我想我還是蠻悲觀，就是說到最后的話，人總是不見棺材不掉淚，這是人的本性，就是人的行為本性。所以到最后的話，除非是這個執政黨決策層看到，如果不在進行這些實質性的改革，不在進行這些，這一些制約政府權力的這種改革的話，那么整個中國社會會一種危機。除非他們哪一天，能夠意識到看到這些，見到這些，否則的話，我覺得，改革的這個決策會非常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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