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世界經濟：應對長期衰退風險”環節答問實錄

2012年03月17日 10:38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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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財經訊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3月17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為“中國和世界：宏觀經濟與結構調整”。以下為“中國與世界經濟：應對長期衰退風險”環節答問實錄：

主持人 盧邁：防止全球大衰退，需要全球大調整。下面是提問環節，但是首先請邁克爾·博斯金教授做一個回應。

尼古拉斯·斯特恩：首先，我用新行長的話說，一般來說，我不會把60億人口的國家同質化來看。德國做得比較好，主要是因為其他的這些國家做得非常差，德國有能夠很好地回收他的貨幣進行投資的能力。另外，我們看到有一些國家做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比如說有一些國家從80年代非常快的增長，到現在做了一個債務水平的調整。加拿大也有同樣的做法，做得非常好。我們目前遇到的情況就是保持現狀。有一些國家的民主和高稅收水平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我同意短期不應該同時地實施一些財政緊縮措施。

尼古拉斯·斯特恩：我們認為對于家庭部門資產負債表的修復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但是如果我們不儲蓄的話，是完全不可能恢復增長的。

馬丁·沃爾夫：我看來美國似乎能夠比歐洲在復蘇方面做得好一些，因為他可能更好地了解了財政擴張的重要性。我想補充一點。大部分的這些擴張措施，現在基本上都已經得到了穩定。我們大家都同意，在美國刺激政策水平是非常大的，相比其他所有的國家的總和。

問：我對羅奇先生有一個問題，看來羅奇先生提到十年前世界經濟的不平衡，可能會導致非常大的調整，現在的世界經濟形勢說明他是對的。另外，整個經濟的全球化過程中，是不是有這么一個問題，一個國家的一個經濟的不平衡，是不是由于經濟的全球化過程當中，變得成熟度是不是大了？比如說中國對美國出口非常大，有很多外匯。外匯的運作再通過美國市場里面的投資，因為這里面誰也不敢輕易改變這樣一種結構的話，盡管是不平衡，但是有一個程度。這樣的一個程度的大小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速度。

史蒂芬·羅奇：我認為全球化有一些內在的特征，那些內在的特征可能會帶來結構性的調整，比如說有一個對我們大家來說都是非常不解的，美國在創新方面一直是引領的，但是在就業創造方面一直是落后的。蘋果最大的就業創造是在中國而不是在美國。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中國如何在這個等式中成立？另外，中國經濟大概有30—40%的支出是私營消費，這樣的一個不平衡的情況，不應該得到持續。這可能是全球化的部分原因，但是結構性的不平衡，就是中國經濟結構的不平衡可能也是一個原因，也是十二五規劃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在全球化的世界里面，我們可以對一些持續的不平衡做一些結構性的調整。

問：請問馬丁·沃爾夫先生，我同意財政刺激是需要的，保證經濟不進入衰退。私營部門的投資也在減少，或者說在進行去杠桿化的進程。在歐元區，以及在英國，經濟的增長還是非常慢的，不管明年美國奧巴馬繼續當選，還是共和黨執政。我想這樣的一種轉移支付可能會減少可支配收入水平，可能會減少經濟的刺激。另外，公共部門去杠桿化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我想問一下對于美國未來的趨勢，你怎么看？就是公共部門去杠桿，如何做這個去杠桿化的進程？時間時候做？另外，這個進程對經濟會不會產生有益的影響？

馬丁·沃爾夫：我最近的專欄里面也提到了，我們是這樣的情況，私營部門會進行去杠桿化，公共部門以及外國部門會做調整。當然，我們前提是財政部門赤字水平應該是比較低的。美國在金融危機的時候還是比較好的。所以要有一個比較穩健的財政狀況。另外，在外部進行調整，在我們私營部門如果能夠進入到一個他認為比較合適的債務水平的時候會進行投資，然后就能夠啟動經濟的復蘇。在美國公共部門有這樣一個壓力，或者說必須要進行很快的調整。而在這個過程中，可能私營部門還沒有完成去杠桿化的進程，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發生，我們會比較關注擔憂，我們可能會回到一個真正的，非常大的衰退，而不是我剛才講到的受抑制的衰退。目前在美國去杠桿化的水平進程發生還是比較成功的，比世界其他地方都比較成功，主要是因為公共部門非常支持。我對于公共部門的調整，如果太快太倉促的話，我會必須擔憂，如果是微調應該沒有太大問題。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危險實現的話，美國經濟、世界經濟都會陷入非常非常深的衰退。

主持人：最后請每一位總結一下。

邁克爾·博斯金：我認為中國應該從富國的教訓中學習到一些東西。同時從上世紀90年代做的改革開放開始，再進行新一輪的財政改革，需要有足夠的能力應對未來的挑戰，就像過去應對金融危機和英特網泡沫一樣。我想這次的金融財政改革應該包括房產稅、資源稅和污染稅。在座很多人大概都記得20年前，我們在大連開會談到中國增值稅改革的時候，正是通過這樣的改革讓中國有能力應對現在的危機。所以，我認為明年在大連再開會的時候，我們可以談到中國新一輪的財政改革問題，為中國奠定未來20年的財政基礎。

史蒂芬·羅奇：我只想補充一點，那就是對于中國來說意味著什么。在我看來，我看中國在過去十年危機前的教訓來看，似乎是中國投資過多，儲蓄過多。有時候投入的是一些沒有價值的外國資產中。中國不應當繼續這樣的一個做法，為了符合自己的利益，不應當維持過大的經常帳戶的盈余，而更理性的一個做法，尤其是看到中國現在外匯儲備的規模進一步提升，中國國內的消費也是中國結構轉型中最重要的任務。對于中國來說，在危機之前，中國的情況往往是過剩的問題，包括過多的儲蓄，對于美國國庫券或者美國相關資產的過度持有，這需要進一步調整。

馬丁·沃爾夫：我只想再次強調，憑借過去多年參加這個論壇的經驗，現在中國十二五計劃中傾向于消費的計劃應當得到進一步的強調。現在時間已經很緊迫了，這種緊迫性可能領導人沒有充分地意識到，而是采取了漸進的方式。因為兩個主要的外部需求的沖擊，在未來的三年也給中國提了這樣一個醒。中國現在就要進行增長方式的轉變了，不能退到十三五、十四五，現在就應該立刻實行。現在的關注點應該是非常確定的，包括創造就業，提高人們的收入，同時把現在的勞動力收入的累積增長變成可支配收入，同時增加社會保障網的能力。這個過程當中，所有的步驟都應該加快。我知道今年中國領導人有更替的問題，但這不是一個借口放緩調整。

尼古拉斯·斯特恩：剛才沃爾夫主編談到減稅的問題，我想一方面需要對預算進行控制，另外也要做減稅的工作。所以說，我覺得我們中長短期都需要結合起來做。所有學術的研究，如果沒有中長期的視角，僅僅做短期的工作，可能會把短期的財政措施效應降低。不管是短期還是中期，其他方面的效應都會降低。第二，公眾現在也意識到了拖延的危險。所以說，如果我們看教科書的話，短期要避免這樣的一個收縮可能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們需要做中期、長期穩定的機制的設立。在這個過程當中，就需要對預算進行短期和長期雙重的控制。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看到公眾對最后的懸崖戰略已經沒有什么興趣了。因此不僅僅看短期的赤字問題，更重要的是看中期和長期的影響。哪怕走過了也許多關系。

馬建堂：我想關于中國經濟的不平衡方面，甚至需要再梳理或者說再研究。比如說羅奇教授涉及到的，很多人涉及到的中國居民支出占GDP比重過低。但是我們從統計的角度來看，目前的中國居民用于消費支出的那部分是只計算他個人的收入用于支出的部分。但是，現在很多居民享受到的一些消費，并沒有花老百姓自己的錢，比方說農村居民的教育支出，兩免一補，這是政府花了錢，居民自己享受到了，但是我們沒有計入居民支出。這個恐怕需要再研究。一句話，對中國不平衡的一些數據，恐怕我們需要再梳理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