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剛的世紀傳奇和半生遺憾

2011年11月30日 09:03
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林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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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培剛

11月27日這一天，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們共同送別一個名叫張培剛的老人。

他是哈佛大學經濟學科最高榮譽獎“大衛·威爾士獎”獲獎者中第一個亞洲人，又被譽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者，卻誤闖入一個不歡迎他的時代。他在相當長的歲月里不為人知，直到逝世的時候人們才想起他，并懷念他——

張五常為他寫了悼詞，悼詞里管他叫“大哥”；周其仁穿著黑色的西服發言，說自己在他面前只是“蹭課的旁聽生”；吳敬璉與厲以寧囑托弟子坐第一班的飛機趕到武漢，為他獻上花圈。

對于經濟學界而言， 98歲的張培剛代表了一段傳奇。

然而，如果不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在微博上發布他去世的消息，大部分人可能并不清楚在聚光燈之外還有這樣一個經濟學家。的確，除了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的名譽院長，他再也沒有任何更顯赫的頭銜；他一生只寫過10多本書，遠談不上著作等身；直到85歲，他所在的學院才第一次申請到博士點。

幾日來，眾多媒體在紛紛“尋找張培剛”，發文悼念他。但在歷史上，這并不是第一次尋找。

1956年，兩位智利學者到北京要求見Pei kang Chang(張培剛)。外交部人員一度聽成了“背鋼槍”，輾轉到武漢時,張培剛正在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做基建辦主任，勸農民搬家遷墳。領導礙于面子，叮囑張培剛不要說從工地上過來，在一間從制圖教研室借來的辦公室里，他方得知自己的博士論文出了西班牙語版本，在南美引起巨大轟動。

此時的張培剛只是7000多工人的“工頭”，主要任務是為工人申請水泥沙石。

而在1951年之前，張培剛稱得上是中國經濟學領域最璀璨的一顆星。

這個從武漢大學畢業的學生是哈佛大學經濟學科最高榮譽獎 “大衛·威爾士獎”獲獎者中第一個亞洲人，與他同時獲獎的人是后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他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并被總編輯邁克爾·費希爾盛贊為叢書中最具影響力的巨著之一。他還曾在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擔任顧問，拿600美元的月薪，是委員會中位居第四的高級官員。

1944年，從武漢大學經濟系畢業的年輕學生譚崇臺赴哈佛留學，遇到一位風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譚崇臺也來自武漢大學，胡博士立馬問道：“那你們可知道張培剛？他在這里很有名氣。”事后譚崇臺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彼時張培剛到哈佛不過3年。

“好難出一個張培剛，我也做不到。”以“狂張”聞名的張五常曾這樣評價這位“大哥”。

1946年，博士畢業的張培剛和吳于廑、韓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約回到武漢大學任教，后被稱為“哈佛三劍客”，被譽為一代大師的已故經濟學家董輔礽便是他的學生之一。

后人回憶，這位年紀輕輕的先生講課，會身著筆挺西服，打領帶，操一口流利英語。他沒有講義，少有板書，往往是旁征博引，“想到哪里講到哪里”，好比講邊際效益時，便會用“三個燒餅最解飽”作比喻，講到一半后，連走廊里都擠滿了人。

與張先生授課有關的故事，即使在30余年后也仍為學生所稱道。一個1977級的華中科技大學校友記得，張老講課時需要拄著拐杖，卻無論如何不肯坐下。另一個1981級的華中科技大學校友則想起，張培剛請國際上知名學者來校講學。為了讓經歷過“文革”英文底子并不好的學生們都能聽懂，他懇請外國學者慢點講課，或嘗試摻雜一些漢語來講。

然而，張培剛本人也逃不過那一場又一場的“運動”，從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學成歸來的張培剛注定會變成一個徹底被湮沒的名字。而他的人生，也從此轉了彎。

1951年,“喝洋墨水”的他被調到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在1957年又被下放到湖北省紅安縣勞動。村里的老人至今仍記得，這位戴著眼鏡有點知識的農民白天推著四百斤左右的糞車，晚上則在水塘邊的大楓樹下教農民識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Pei kang Chang”被視為特務暗號，他成了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因博士論文中曾提及“戰爭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他又被冠以戰爭販子等罪名，而當年在美國當排字工人攢錢買回的大量外文文獻被成箱搗毀。

他的夫人譚慧記得，“文革”時，張培剛白天要拿榔頭修馬路，到家后往往還坐不了多久，門便被敲開，“張培剛！出來去勞動！”

但談起那段時光，張培剛自己卻釋然得多，他在講座上曾笑稱那是在“修理地球”，還對學生們說自己“放牛都放得比別人好喲”。

張培剛無疑是個灑脫之人。從小在華中科技大學家屬樓里長大的白莎莉回憶，從她認識張伯伯開始，他就戴著厚厚的眼鏡，喜歡抽著煙大聲說話。一次白莎莉路過足球場。70多歲的張培剛正搬著一個小板凳坐在場邊，大吼大叫地給學生們加油。

張培剛還喜酒，常慨嘆自己“年輕時可與千家駒對拼一瓶白酒”，奈何晚年醫囑戒酒戒煙，張老先生便訴苦道，“喝酒傷胃，抽煙傷肺，但戒酒戒煙傷心啊！”一個年輕的華科大碩士生則記得，畢業聚餐時去給90多歲的張培剛敬酒，老先生正手握一個雞腿大口咬嚼，對他們說：“等我吃完再和你們喝酒！”

上海財經大學的教授林玨做過張培剛5年的研究助理，他告訴記者，老先生對苦難可以一笑置之，但對離開講臺與書本30多年這件事卻始終難以釋懷。

“這些年我就像一棵大樹一樣不能挪動，等到終于要拔起來的時候，老都老了。”張培剛這樣說。他從沒后悔回國，但想過要是過了那個時期再回來，可能貢獻更大。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這樣評價張培剛，他有責任感，真正關心我們這個時代、關心我們這個國家。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眼中，現在做研究的人都喜歡選時髦、掙錢和好就業的選題，而張老的研究選題很大，“他一直在考慮的都是，中國這么一個貧困落后的農業國家該如何實現工業化，如何實現富強民主。”

1913年，張培剛出生在湖北省紅安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里，小時候和同村兒童門前塘岸吃飯，比誰家發財，就把碗里菜葉扔到水里，看誰家泛起的油花多。結果誰的油花都不多。

“想到農民，我的腦筋一直都是我村子里的那些老爹爹老奶奶，和我自己的童年。”張培剛帶著探尋落后農業國如何走向工業化和民主富強的愿望，以庚款留美考試全國第一名的身份進入哈佛大學，并于1945年10月寫就英文稿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

1982年世界銀行的經濟專家錢納里來華講學時幾次提到張培剛，他說：“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是你們中國人，是張培剛先生。這是中國人的驕傲。”“文革”結束后，年過六旬的張培剛終于重返講臺，歷史距離張培剛最輝煌的時刻已經過去了30多年。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多次講，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如果當時的領導人能夠讀一讀張培剛先生的著作，那么中國的歷史可能就會改寫。

“這是一本讀了就覺得欠下作者許多的書。”周其仁這樣記述《農業與工業化》對他的沖擊。

張五常則評論，如今塵埃落定，我認為張大哥還是勝了。中國的驚人發展，是成功的農業工業化，大哥的思想早發晚至。

而張培剛只是說，他自己靠邊站了30年，總算有張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腳了。

在一次研討會上，一位大學老師看到張培剛自始至終坐在會場的一角，安心聽講，有時還像“一個認真聽課的小學生，拿張小紙條記點小筆記”。

擔任過國家計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的楊德明生前曾回憶道：“我1982年發表了幾篇論文。后來張老給我寫了封長信，說他想引用我文章的一個觀點，問我能否引用……我當時是無名小卒，寫的還是內部發表的文章。”

1984年，周其仁去武漢探望張培剛。只見一張單人病床上，堆了兩排摞得高高的書，剩下不足一半的面積，很難容一個人安穩躺下。譚慧說，你要是把書拿開，他睡不著覺!周其仁后來專門撰文感嘆，我相信世間確有人把學術與生命完全融為一體。

風度翩翩的青年變成拄拐的老者，規矩沒有變，風骨也沒有變。

他喜歡吃麥當勞的快餐，也不拒絕紅燒肉和東坡肉。他愛紅苕稀飯，喜牛奶咖啡。他讀李商隱的詩，看外國人打網球。他會統計金庸小說各大門派都死了多少人，還會稱贊好友譚崇臺是個大帥哥。他會為哪一年沒有住過醫院而感到自豪，還會熱情地問來訪者喜不喜歡吃薯條。

“文革”期間迫害過他的人來找他辦事，他仍肯幫忙，只是說一句，“我可以為你辦事，但我不會和你深交。”

85歲時博士點才申請下來，他笑笑，說姜太公80歲遇文王，“我比姜太公還強點”。

他還是喜歡穿干凈整潔的西裝，但里面會塞一個小棉襖，再用繩子捆緊點，“我是一個農民，外面穿得體面是對別人的尊重，里面只要暖和，破舊一點又有什么關系。”

他似乎從來不會忘記自己的初衷。研討會上，與會者提到人均GDP標準問題。張培剛發言說：“倘若經過10年發展建設，武漢市民每家冬天能用上暖氣，夏天能用上空調，到那個時候，如果我不在世了，你們要去我的墳頭上告訴我一聲。”

在人生的最后幾年，這個98歲的老人總是靜靜地坐在輪椅上用放大鏡看書，膝蓋上蓋著一條印花毛毯，毛毯一角露出掛在腰間的尿袋。

譚慧老人記得，“先生彌留時，說了好幾次‘我要到書房去’。”2011年11月23日14時，張培剛病逝于武漢市協和醫院。

1946年的一天，這個喜歡到波士頓城市音樂廳聽巴赫和貝多芬古典音樂的年輕人，婉拒了在哈佛大學留校任教的邀請。他已經決定回到自己的祖國，做一名經濟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