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限購難馴通脹

2012年01月16日 09:30
來源：《財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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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臺限購甲物禁令，可以“平穩”甲物之價。但貨幣資產還在，市場貨幣購買力還在，人家就轉向購乙物。移來推去，貨幣購買力在市場里“漫游”，物價上漲此起彼落，一道道的禁購令有可能成為物價總水平上漲的積極推手。

通貨膨脹的本質是流通中的貨幣過多。但表現出來并引起公眾高度關注的，則是物價的上漲。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究竟怎樣處理物價問題，才能比較有效地抑制通脹？

顯然，以限量壓制某些商品之價格，雖然一時可以達到限價目的，但并不等于因此就壓住了通脹。搞不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物價上漲從一個商品“攆”向另外一個商品。

通脹是因為流通中的貨幣過多。人們受通脹預期的驅使，持幣在手，欲以購買商品和資產來保值，免受通脹的損失。這里包含的行為邏輯像鐵一樣硬，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廢除的。政府出臺限購甲物的禁令，當然可以“平穩”甲物之價。但人們的貨幣資產還在，市場的貨幣購買力還在，不準購甲物，人家就轉向購乙物。你再禁購或限購乙物，人家又轉購丙物。移來推去，貨幣購買力在市場里“漫游”，物價上漲此起彼落，一道道的禁購令有可能成為物價總水平上漲的積極推手。

可以換個角度看。給定流通中的貨幣偏多、加息又不能一步到位的現實，較高的市場成交價不但“反映”通脹，其本身也會“釋放”部分通脹的壓力。比如人們花錢買了米、買了面，或者買了車、買了房，這部分花出去的錢就轉為商品實物，或轉為實物資產。到手的米、面、車、房當然可以再賣，再次轉為貨幣資產和貨幣購買力，但一般不是那么容易，因為商品或需要馬上消費，或資產再變形有交易費用的麻煩。更重要的是，既然因為不看好貨幣的保值功能才加入花錢者的行列，這部分買家一般就不再偏好持幣，而寧愿持有商品和實物資產。這樣一來，原來他們手持的流動性自然就“消停”了。

關于這一點，還可以用我親身經歷的一段故事來說明。上世紀60年代，我還在上海讀小學、升中學，每天上學的路上都要受到美味食物的誘惑。那是“三年困難時期”，糧食和副食供應極度緊張，政府松動政策后，允許“自由市場”開放。于是通向學校的街道兩側，擺滿了各式食品攤位。什么吃的都有，就是價錢不菲，比憑本計劃供應的要貴上很多倍。可惜家母從來不給零花錢，唯有她認為合理的需要才酌量撥款。

這樣，我對路邊誘人食物的需求當然“剛性為零”。好在家里還有網開一面的地方，就是媽媽買了一大罐伊拉克蜜棗，鎖在大衣柜里，每過一段時間，拿出來發孩子幾個過過癮。那時的伊拉克蜜棗，進口的，每市斤要賣5元人民幣。

后來讀《陳云文選》，才懂得這是處理上世紀60年代通脹的措施之一。陳云說，“一九六二年貨幣流通量達到一百三十億元，而社會流通量只要七十億元，另外六十億元怎么辦？就是搞了幾種高價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億元，市場物價就穩定了。”(《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頁)。這里的“幾種高價商品”，也包括本人當年吃過一個就永遠記住那個國家名字的伊拉克蜜棗。

計劃經濟下也有通貨膨脹，成因也一樣，“鈔票發得太多，導致通貨膨脹”。當時鈔票多發的原因是“一九五八年以來四年(國家財政)賬面上收大于支的數字‘顯然是有虛假的’，實際上，‘四年來國家有很大的虧空’。‘初步估算，可能有二百幾十億元，或者更多一些。’其中，一九六一年國家虧空五十七億七千萬元。一九六二年，……實際上有一個相當大的赤字，計五十億元”(見《陳云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0頁)。

結果是，“這幾年挖了商業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很大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并且多發了六七十億元票子來彌補財政赤字，這些都是通貨膨脹的表現”。“原因很簡單：一方面，支出鈔票多；另一方面，農業、輕工業減產，國家掌握的商品少，這兩方面不能平衡”。治本之策，當然是增加農產品和輕工產品的供應，同時控制貨幣供應，并想辦法把已經在流通中的貨幣存量收回來。

這里非常重要的一課是千萬不要以為把所有物價都凍結起來，就等于控制了通貨膨脹。要明確，穩定物價絕不等于穩定通脹，正如管住了溫度計并不等于管住了氣溫。把當年每斤5元人民幣的伊拉克蜜棗放進物價指數——測度物價的溫度儀——當然會提升物價的讀數，但經驗說，那正是治通脹的有效措施之一。要害的是，這部分帶高了物價指數的商品物價，是不是像上文點到的那樣，賣方收回的貨幣量多，再花出去的貨幣量少？如果做得到，通脹時期部分物價的上漲，也可能避免物價沖擊社會更敏感的領域，直到最后把已發出的過多貨幣引向根除通脹的正確方向。

《貨幣的教訓》，周其仁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本文選自該書第三部分，略有刪改，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