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國發展的未來前景
有人認為中國已經是一個強勢政府推動的社會,今后需要強社會,而不是強政府。我認為,這種觀點有片面性。但是強政府,不是指政府親自上陣發展經濟;不是指政府隨意收錢,并將相當多的部分花在黨政及行政事業方面;不是指黨政及行政事業性機構和人員規模很大,無限擴張;不是指不合理補償就強征強拆居民土地和住宅。
周天勇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國問題的研究,對中國發展前景有著深入思考。“兩會”召開之際,就中國發展與改革前景,他接受了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周教授從發展、資源生態環境、民生和改革等四個方面闡述了中國發展的未來前景。
發展:城市化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
中國發展道路路線圖:農業現代化—城市化—產業結構升級—技術進步—小企業—完成第一次現代化和加速第二次現代化。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的發展是從農業向工業化、城市化邁進的過程。這個過程要經歷哪些蛻變?
周天勇:首先要完成農業的現代化。農業現代化與城市化之間互為因果,只有城市吸收剩余的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動力,將農村人口和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才能給農業現代化提供規模生產條件;而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動力給城市和城市中的產業發展提供相對便宜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獲得的利潤再積累,形成源源不斷吸收農業勞動力進入城市的產業空間。
城市化的推進,給工業發展提供了聚集經濟、規模經濟、分工協作、降低交易成本等等條件,而人口的聚集,也給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消費的規模經濟條件,使國民財富和就業結構中農業增加值和勞動力的比例日趨下降,工業增加值和勞動力的比例先升后穩定,而服務業增加值一直上升,最后穩定在75%—80%。
產業結構的升級,特別是工業內部的結構升級,離不開技術進步,并且,除了大企業外,小企業是技術創新的活力所在。重要的是,中國需要選擇趕超型的科學技術進步戰略,以增強中國產業和經濟在未來世界格局中的競爭力。而小企業的關鍵性在于,它大量地存在于服務業和輕加工工業之中,成為吸收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中勞動力和城市新增勞動力就業的最大領域,將勞動力資源通過產業和企業形式轉化為財富。
中國經濟時報:在以上發展路線圖中最主要的任務和關鍵點是什么?
周天勇:在我看來,由于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滯后于發展水平,加速推進城市化,是中國未來發展道路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任務。而且在城市化過程中促進小企業的發展,特別是大量小企業存在的服務業的發展,是加速推進城市化,以及工業資本有機構提高后,吸收和平衡勞動力就業的關鍵。城市化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小企業決定中國未來的民生和穩定。
資源生態:形成節儉并舒適的消費方式
中國資源生態環境道路路線圖:節約資源和減少排放的發展方式—節儉和舒適的生活消費方式—節約和保護資源生態環境的技術進步—生態良好、環境清潔和資源永續利用的社會。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缺乏,在發展、生活、資源生態環境之間存在著嚴峻的挑戰。
周天勇:生產是消費的基礎,但是,消費反作用于生產方式。因此,在這個發展路線中,形成節儉并舒適的消費方式,是處理中國人口眾多和資源環境稀缺這對矛盾的關鍵。
中國經濟時報:怎樣理解節儉并舒適的消費方式?
周天勇:在飲食結構上,要繼承素食為主的傳統,并力求營養平衡;在居住結構上,要節約土地,并節能環保和保溫隔熱;在出行方式上,要以節能節地減排的公共交通為主;在行政和公共服務等各個方面,要形成節約資源和減少排放的公務消費方式。用這種節儉消費方式形成的需求,來引導生產結構。消費方式和生產方式相互作用,形成一個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社會。
民生:以創業帶動就業
中國民生道路的路線圖:鼓勵人民創業—充分就業—絕大多數城市居民在城市中有自己的住房—良好的公共服務和完善的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和財富分布較為公平—形成既有創業和工作活力又公平和安全的社會。
中國經濟時報:實現這個路線圖,關鍵是什么?
周天勇:有兩個方面:一是注重民生的首要途徑是,鼓勵創業,以創業帶動就業,將其作為民生和富民的根本和基礎。政府不可能將大多數人的生活和富裕包下來,特別是在有著13億到15億人口的中國,必然會形成大多數人民群眾貧窮的格局,結果也可能是一個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差距非常大的社會。
二是在民生道路中,市場和政府起什么樣的作用?哪些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可以由政府包下來,社會保障體系怎樣建設,特別是政府能包得起未來近8億人的住房需求嗎?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進而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要未雨綢繆,防止我們未來的社會失去創業和工作的活力,防止我們的社會背上沉重的債務,防止我們的社會跌入過去拉美和現在歐洲發生的福利陷阱。
改革:全面推進 協同配套
中國未來改革的路線圖:突出財政稅收體制改革重點—協同理順資源價格體系—改革和創新土地制度—打破金融體制的壟斷—進一步深化國有經濟改革。
中國經濟時報:為什么說,財稅體制改革是未來改革的重點?
周天勇:財政稅收體制改革之所以特別重要,一是容納大量勞動力就業的個體、微型和小企業能不能有個寬松的環境,與通過政府收費和稅收結構的改革和調整減輕其稅費負擔關系密切;二是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是中央與地方事權清晰劃分、地方政府行為合理化的基礎;三是許多改革是聯動的,如國有企業改革與財政預算體制改革聯動,土地制度改革與稅收體制改革聯動,黨政公務機構、人員及其支出的控制等改革與財政預算體制改革聯動,等等;四是財政稅收體制改革,特別是財政收入和支出的民主化,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還有許多改革都與財政稅收體制改革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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