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全球影響初顯

王慧卿

今年以來中國已經連續三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貨幣政策適度轉向的跡象明顯。

4月22日在華盛頓召開的G20財長峰會上，各國財長表示：“在不同地區，復蘇程度存在差異，而失業率在某些經濟體仍然居高不下。我們認識到，這樣的環境需要不同的政策反應。”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央行政策彼此間的影響加劇。中國央行宣布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其他資本市場的波動。

中國緊縮政策震動亞太市場，這是一個立桿見影的表現。截至昨天晚間，香港、韓國、新加坡、悉尼等地股指紛紛下跌(詳見A9)。

相對于澳大利亞、印度、巴西等國，中國在對待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方面頗為謹慎。盡管如此，鑒于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標桿地位，貨幣政策轉向之于全球其他經濟體的作用不容小覷。

兩塊“金磚”加息忙

其實，中國貨幣政策的轉向并不是最早實施的。去年8月，以色列央行宣布將基準利率調升25個基點至0.75%，這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第一個宣布加息的央行。不久后的去年10月，澳大利亞也宣布加息；今年4月澳大利亞再度加息，這已經是金融危機以來第五次加息。作為資源大國，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令澳大利亞成為率先復蘇的經濟體之一，但伴隨而來的通脹壓力也成為該國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

緊隨澳大利亞之后的是印度。印度央行早在去年10月就正式宣布啟動退出機制，調高銀行法定流動資金比率100個基點至25%，要求銀行將更多的現金投資于政府債券，并同時上調了通脹預期。雖然并未調高基準利率，但印度央行行長當時表示，應該“是時候以合適的方式實施退出機制”。今年3月和4月，印度央行連續兩次調高基準利率，以對抗因食品上漲而連續走高的通脹率。

4月28日，巴西央行決定將基準利率一舉上調75個基點至9.5%，此為巴西20個月以來的首度加息，同時也使巴西成為拉丁美洲首個采取加息方式收緊貨幣政策的國家。

歐元區躑躅中決策

與發展中國家明顯開始退出貨幣政策不同，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卻慎用加息“大棒”。

美國迄今為止尚未調高基準利率，但貨幣政策的“退出”步伐早已開始。在去年年底，美聯儲推出一項針對銀行的定期存款工具提案，其功能類似于中國央行發行的央行票據，能夠回收銀行系統中的過量貨幣，這被認為是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的一部分。

今年2月，多項量化寬松的政策開始到期而且并沒有延期。這被視作美聯儲正式開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的標志。美國經濟自去年第三季度開始由負轉正，去年四季度更是環比增長5.6%。不過，美國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目前仍維持在9.7%的高位，這阻礙了美聯儲加息的步伐。

希臘財政危機打亂了歐洲的退出策略。今年年初，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曾經描繪歐洲貨幣政策的退出藍圖：先逐步結束無限制貸款措施，最后加息。但希臘等國面臨的財政危機令退出策略難以實施。

希臘面臨的財政赤字危機已經威脅到歐元，上周標普調低希臘債券至垃圾級更是觸發了市場恐慌。而面臨財政赤字危機的國家不僅希臘一個。任何加息的舉動都會進一步增加這些國家的籌資成本。

最新數據顯示，今年4月德國失業率降幅超出市場預期，達到8.1%。歐元區最大經濟體經濟狀況好轉本應是好消息，但東歐和西歐經濟差距增大，將加大貨幣政策決策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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