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的“管理”

2012年05月08日 02:51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陳曉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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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中美兩國在北京如期舉行了第四輪戰略與經濟對話(S&ED)。雙方討論了一系列問題，話題比前三輪更多。溫家寶總理將這次對話形容為“富有成果”、“有些有重大突破”。

然而，聚焦并不全在會場之內；場外發生的一些突發狀況，使人們更關注這次對話。中美對話之前發生的中菲黃巖島對峙、南北蘇丹戰爭，都給這次對話添加了場外因素。

這些場外事件有兩個共同特點：吸引眼球，引發媒體關注；而事件本身雖牽涉雙方利益，但都并非核心利益，在戰略意義上算是小事。如此，就給中美雙方帶來了兩難：置之不理，則難平輿論；處置不當，又會干擾對話，因小失大。

筆者認為，此次中美兩國政府較好地“管理”了這些場外突發事件。一方面，場內的高層對話沒有受到過多干擾；另一方面，場外事件基本都向平穩、良性方向發展。

在此筆者進一步建議，應當建立這樣一種“分流機制”。在管理學中，我們常講，管理者要抓大放小：抓住20%的重大問題，將其余80%交給下屬。我們完全可以將這種理念引入到中美關系的“管理”中。

在中美對話的大框架下，應設立更多常態化的低層次對話機制，以處理小事；而將S&ED視為戰略問題的高層對話主渠道。如此，則主次分明，兩全其美：既不因非核心利益干擾雙方就各自核心利益的對話，又保證有足夠時間處理非核心利益上的分歧。這是此次對話留給我們的啟示。

為什么這種“分流”非常必要，乃至應當機制化？

因為這有助于消解一個根本矛盾：崛起的國家將與現有的霸權發生沖突乃至戰爭。這是西方人根據西方國際關系史總結出的一條“歷史宿命”，也是美國對中國的最大擔憂。然而，這種宿命論似是而非。真正回溯歐洲史，我們經常看到，“大風起于青萍之末”。很多紛爭都起源于極小的事件。如果當初管理好這些小事件，歷史或許并非只有沖突這一個劇本。

美國外交界很多人都習慣性地把當前的中美關系比作百年前的英德關系。既然是以史為鑒，我們也需全面看待歷史：德國當年為其“跟班”奧地利在塞爾維亞的利益盲目地開空頭支票，最終只好事后埋單。塞爾維亞本與德國八竿子打不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其實是被一樁當事國“跟班”的非核心利益引爆的。

“老大”身后必有“跟班”，這是人際關系的規律。然而，如果“跟班”行為不當，狐假虎威，則會給“老大”帶來麻煩。在國際關系中，情勢也大抵如此：大國必須要約束自己的盟國，以及對其有過高期望的人。一些事情，對“跟班”來說可能確實是大事，但在“老大”眼里則是小事，不值得為此付出過高成本。

回到當下的中美關系上來。國務委員戴秉國表示，希望中美兩國打破大國必然沖突對抗的所謂“歷史宿命”。為了避免對抗，就要減少根本利益分歧。而如何減少根本利益分歧呢？就是要一“堵”一“疏”：“堵”，將低級別的利益沖突排除在雙邊高層關系之外；“疏”，通過常態、專業的對話機制，處理非核心利益分歧，解決實際問題。

此外，盟友眾多的美國也應加強對其“跟班”的管束，不給他們開空頭支票。這樣，也能打消這些“跟班”對美國的過高期望，有助于和平解決沖突，最終也對他們自己有好處。

這次中美對話的另一個啟示，應該留給那些想“借力打力”的第三方。

在一些人或一些國家的心目中，美國是他們的“保護神”。美國是推行普世價值的使者；美國是他們的盟友；美國還是國際事務的仲裁者。這種把美國“圖騰化”的思維相當普遍，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問題是，這個“圖騰”并非不食人間煙火的神明。它有自己的利益，也有自己的擔憂。

當下，美國對中國的看法相當糾結：中國既是美國的海外利益所在，又是美國最大的擔憂之一。因此，在美國小心處理對華關系的大局下，其他的小事要么作為對中國的籌碼，要么就得為大局讓道。美國政治家和對外關系團隊具有全球戰略視野，站得高、看得遠，不會為眼前一隅的事件過于投入。這也就是為什么總有人怨念“美國在關鍵時刻靠不住”的根本緣由。美國能在大局壓力下放棄穆巴拉克——追隨美國30余年的鐵桿盟友；今后，也難保不在大局權衡下放棄某東南亞盟友。

在中國，不同職位、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士有一個難得的共識：中美關系是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關系。其實，對美國來說，情況又何嘗不是如此？兩國的大部分理性人士都希望，中美能夠和平相處。

然而，中美有那么多利益分歧，要想完全解決是不可能的。退而求其次的辦法，就是加強對這些分歧的“管理”，正視它們，不要讓它們干擾中美關系大局。其解決方案，就是筆者本文提出的“分流機制”，把中美關系有效“管理”起來。(作者系第一財經研究院研究員，本文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