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國民共進根本不可能 國有企業根本不應該存在

2010年1月16日，由《經濟觀察報》報社主辦的“2009年度觀察家年會”在北京舉辦，本次會議主題為“中國再出發”。鳳凰網財經進行全程直播。下面是北京市華遠集團總裁任志強演講。

主持人：坦率的講我覺得他提供了今天上午我聽到的迄今為止最精彩的觀點，他談到了目前的土地制度，土地國有的制度是中國最大的國進民退。這樣一個制度主導了農民工進城，一億多的就業機會，因為城市的高房價而喪失。同時談到中國很多企業都談到進入難，有一個門檻，有玻璃門和彈簧門。我相信這些觀點會被記錄下來，而且會被許多人所關注，希望也能夠被我們的公共部門，政策部門所重視。

前面我們已經談到了這個制度的公平性，接下來我們請出另外一位先生他講的是交易的公平性，這位先生曾經被中國人評為最恨的人，過了兩年中國的女性朋友又說了中國人最愛的人，就不要找小年輕，這個人談話很簡單，三分鐘就搞定。所以我們要請出北京市華遠集團總裁任志強先生，他的演講主題是《交易的公平性》。

任志強：他們安排我最后講，因為怕我講完了之后大家都跑了。我想講的是交易的公平性問題，前面有很多人說了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進和退的問題。我想核心的問題是公平性問題，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交易公平性，如果兩個交易雙方地位不公平，加上身份不對等，一定是強買強賣，如果不是自愿情況下更是強買強賣的結果。

交易雙方的地位公平性在中國改革以前是從來就不存在的，我們那時候特別強調數量公平性。比如發糧票的時候說哪兩年出生的人都是同一個定家，都是20斤糧食或者25斤糧食。12月31號和1月1號出生的人就差了糧食，他們認為數量上不公平了，而計劃經濟的不公平始終存在。

從現在情況來說，過去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工資待遇是不一樣的，工人和農民是過去社會的主人，私人經濟一定被社會消滅的階層。過去還有不受法律保護的地位問題。中國改革開放實際上要解決人的平等和社會地位問題，恰恰是改革給了我們生存的基本基本條件。

比如過去上什么學校、上什么專業、然后畢業、畢業之后上什么公司都是其他人說了算。但改革開放之后你可以自己說了算，愿意參加什么工作參加什么工作，這就是地位平等重要一方面。同時就業差別也存在著影響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就是今天仍然存在大量不公平。比如說我們計劃經濟還依存的非常嚴重，現在大家都覺得市場中有沒有計劃經濟，沒了，其實不然，藏在我們中國人的骨子里。看看80后的女孩子結婚之后生孩子通常不給小孩喂奶，買奶粉，奶粉上寫著兩小時喂一次，一次三勺。說要喝三勺，結果兩勺小孩就飽了，不行，必須喂第三勺。結果小孩沒長好，大人也很累，因為兩小時就要起來喂一次。這種計劃經濟的參與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仍然存在，而長期存在的矛盾我想還會延續一段時間。

實際上我們大會的主題“再出發”可能從市場交易的雙方地位的平等出發的。雙向存在矛盾，城鄉土地差別存在了價格上的差別，農村土地，因為國家對農民進行征用，所以地位不平等，如果是相互之間平等的交易的話，那你多少錢買的我多少錢賣，自愿才行。現在不是，是我們國家征用，所以你要自愿的話，說明你對國家權利機構的呼應。所以我們在就業、醫療保障、教育方面也有一些差別，第一是生命補償的差別，一個是城市和農民的生命補償不一樣，還有就是城市和農民的學歷的差別。所以我們現在進行了改革，農民選舉人員增加了，社會地位不平等不僅僅表現在土地。只要農民工這個詞在中國所有的媒體上都消滅了以后，社會公平和民主地位的體現才真正完成。如果我們媒體上和社會輿論中，電視上、網絡上都說農民工，那也就是說我們社會地位的平等永遠不會實現。這個問題在企業中也系存在，所以我們大家都說，“國民”共進根本不可能，一定是有進有退的。

在毛澤東時代應該是國有企業最強大的時代，因為沒有其他企業，如果最強大的國有企業都不能把社會主義變成讓人吃飽飯，說明國有企業企業根本不應該存在。凡是企業就是以盈利為目的被稱為企業，如果不是的話那就叫其他的。但國有企業為了保證國家安全，比如財政明命脈、經濟命脈，他要承擔虧損的責任，比如糧食不足了買點糧食補市場。這兩個責任由一個國資委管，怎么管的好呢？一個人怎么能像孫悟空一樣，要管好虧損也要管好經營。比如說經營使用的差別也是存在，所以我們的待遇也是不平等的。

企業的福利分配、工資待遇、企業年金、住房、勞保、環保、規模差別等等，以至于投標中，國有企業的就參加投標，非國有企業參加的就不能投標，這種限制性的條件都出現了，造成市場中的不公平。而行為不公平一定形成結果不公平。比如山西對煤礦的收購，因為地位不公平結果肯定是不公平的。在我們的統計中，從統計數字看不出來是國進民退的結果或者是不支持，但我們更重要的是要提出社會制度、地位上的公平不公平。

當社會再討論國進民退或者是民進國退的時候，不只是數量上的變化，而是社會地位上的變化，如果當民進的時候，大家公平程度會逐步提高，而當國進的時候一定是市場經營主體的經營地位發生重大的逆轉。這種不公平更加嚴重，如果社會交易各方市場地位不公平，我們不能想象這種市場規則還會繼續存在。所以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一定是地位平等，我愿意交換就交換，不愿意交換拉倒。現在是不行，你就得交換。

前兩天我們聽了一個桑爾(音)先生關于碳交易的例子，他被世界稱為碳交易之父，最早他是做期貨市場的，他也獲得了期貨市場的稱號。重要的基礎是什么呢？基礎是桑爾(音)先生關于交易理論的演變，他把從期貨和經營交易的方法轉到碳交易。而我認為他運用了交易雙方平等交易的原則進行交易。當中國政府提出中國政府下降碳排放量的時候，或者要求某各地區必須同比下降排放量的時候，使用的是數量型的行政命令，但實際結果是我們有男人也女人，有胖人有瘦人，有地方有能源，有的地方有替代能源，有地方沒有合理替代能源。但如果讓所有人都得減，誰也沒達到指標，胖人可能減完了跑了，瘦人減完沒了。大國有企業胖，沒關系，有大量投入減排，而且投入是負責任的，經濟上也可能是虧損，或者不計成本和代價，但完成了命令指標，因為可以升官了。而中小企業不能完成，結果他不得不退出這個行業，因為我們的資源能源和條件都不一樣，不可能用同一個方法。但是總量控制的碳交易，可以讓企業在排放上加大投入，并通過排放轉換出來的收入減少投入或者我的成本。因此有了讓企業轉讓和環保的動力，也有資金的支持和可持續發展的動能。企業之間的互動能推動整體的減排，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但至今所有談到低碳經濟和減排過程中的政策都是補貼，從來沒有一個是交易能力，而交易補償公平性恰恰在于社會地位的平等性問題，所以芝加哥碳交易所，有上萬農民進行談交易，比如說多種了幾棵樹，就可以把碳排放量賣給某些企業，支持我再去做。這種交易和市場行為恰恰是我們目前存在的重要問題，而碳交易中的交易各方地位平等是起碼條件。換句話，我們只能以碳排放量為基礎，就是你拿出一個碳排放量我買，而不是看你的企業是不是國有的，你是不是民有的，或者這個企業是不是有國家保護的或壟斷的，這完全沒有關系，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就是錢買貨，而不是政策等其他行為限制錢的價格，變相使錢貶值或者升值。

所以芝加哥交易所中，既有企業、有外資、有內資、有民營，有國有，也有政府，有幾個洲政府，也有學校、農民，可以在同一平臺進行交易，沒有權力問題，也不存在什么玻璃門和彈簧門的問題了。如果有了補償交易完全可以解決我們統一性的差異問題，包括我們4萬億的貢獻，有的用高成本購買農民的收益，比如說糧食問題。這幾年貧富差距，城鄉差別拉大，特別是農民的土地和他的宅基地他的財產不能增值，城市里的破平房，即使沒有繳納土地出讓金但是他也雖著周圍的房價而升值了，但是農民的土地政府沒有給錢，甚至也沒多過一分。所以說這些問題導致的土地矛盾，也同時給農民以高價補償，就改變我們城鄉之間宅基地的空心村。

我覺得核心問題是建立市場經濟中的交易各方的地位平等化，如果不是平等化，一定對財產權利、交易權利的一種掠奪，比如國家對農村的整地問題，這是典型的財產權利委托，或者不能得到合理贏得的補償。一定會出現限制性條件、約制性條件門檻。這些充分體現了社會地位和市場交易地位的不平等問題。如果我們中國的法律能讓中國農民選舉權平等、生命權力、補償權力平等，也一定能用法律、制度改革實現所有市場經濟中交易主體各方之間的地位權力平衡，這是我們未來改革的再出發起點，如果這遲遲不能解決，中國仍然難以得到好的市場經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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