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中國應準備承擔更大國際責任

章玉貴

G20與G8初步實現角色更替，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新興經濟體提升國際經濟事務參與權與決策權的標志性成果。仍是世界經濟領袖的美國支持擴大中國在主要國際經濟組織中的投票權，既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中國積極主導國際經濟秩序的愿望，也使中國在日后必須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對此，中國需有周全準備。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是本次G20匹茲堡峰會的贏家。細觀國際經濟版圖變遷背后的動因，除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以及要求擴大在國際經濟事務中話語權的強烈愿望之外，順勢而為的美國才是重要推手。一向信奉實用主義的美國深知，假如不能順應業已出現的經濟實力“東移”趨勢，繼續死抱G8這個過時的國際權力符號，不僅會讓自己陷入被動境地，還有可能影響自己在構建新的國際政經架構中的主導權。于是，美國在力保自己實際利益不受影響的情況下，一方面力壓日漸沒落的歐洲讓出一部分經濟話語權以滿足中國等新興市場的要求，另一方面力主將G20升格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于是美國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新舊秩序的“連接者”，這就是戰略高手的高明之處。

G20既已被推上前臺，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協調力與執行力無疑應該大大加強。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一個比較有利的條件是：由于有了新興經濟體的參與，在處理和解決重大核心經濟問題時可以有效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因而被賦予了廣泛的代表性。但是，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G20顯然要在機制建設方面盡快“補課”。首先，G20不像IMF那樣有完備的執行體系，首腦峰會達成的協議和會議聲明往往約束力不夠。例如，此次峰會上盡管各國就協調全球經濟政策達成協議，但G20成員國彼此監督政策承諾究竟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還有待觀察。其次，峰會輪流主辦固然是個不錯的形式，不過東道國往往會借此設定對自己有利的議題，容易造成有關各方的非合作博弈，不利于提高解決重大核心問題的效率。第三，如何處理好與IMF等國際經濟組織的關系問題也是G20機制的當務之急。從目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來看，IMF的功能不僅不會弱化，還會成為主要經濟體爭奪話語權的主要目標對象，因而其重要性反而會增加。如果各國不能就G20的行為空間提出一個可接受的行動框架，不僅會降低G20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的邊際作用，還會使G20有淪落成第二個G8的危險。因此，G20成員應該盡快就如何加強組織功能定位和提高議題設計和執行力達成共識，并成立一個常設性的工作小組，以強化組織的行動能力。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力量能否最終成為全球經濟治理中的真正平等伙伴，既需要他們以經濟實力為基礎提高在利益爭奪中的博弈水準，也需要他們拿出關于新體系建設的可接受性范式，承擔更為重要的國際義務。特別值得中國注意的是：在戰略上早已是九段高手的美國也許看到了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期內的國際政經版圖演變趨勢。美國可能的邏輯是：既然中國崛起之勢不可阻擋，而美國主導國際政經事務的能力不可避免地在下降，不如順勢提前賦予中國相應的國際地位，但也相應要求中國承擔起更為重要的國際義務。這樣，美國可以借此騰出更多的資源強化經濟競爭力，進而鞏固自己的國際地位。對此，中國既需有理論上的準備，也需要有具體的應對措施。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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