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出走 新聞實用主義鵲起

11月9日，記者節剛過，中國財經媒體的“大姐大”胡舒立正式去職一手創辦的《財經》雜志，此時，這本雜志剛好出到第250期。“二百五”這個極具幽默詼諧意味的數字與記者節這個特殊的日子一結合，便給了人們很多聯想：記者出身的胡舒立選擇這樣一個背景正式去職，到底在是詮釋或暗示什么？是自嘲“二百五”還是暗諷大東家聯辦(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有點“二百五”，又或者純屬巧合？

從媒體報道看，胡舒立與聯辦分道揚鑣的起因緣于決策上的分歧，胡舒立欲以新媒體為新路線且秉承堅守新聞專業主義，而東家卻力圖平和辦刊，道不同不相為謀，依據胡舒立的強硬個性，一拍兩散自成必然結局。盡管《財經》的新執行主編何剛聲稱：“未來的《財經》將堅持原有的新聞理念，原有的內容設置也會延續，《財經》專業水準將盡可能地保持。”但可以想見的是，《財經》已非胡舒立時代的《財經》，也非新聞專業主義主導下的《財經》。

從1998年《財經》創刊因“瓊民源案“報道一炮而紅后，揭黑性調查報道成為《財經》迅速崛起的秘密武器。包括此后的“SARS系列報道”、“審判陳良宇”、“烏魯木齊騷亂事件”等，一則則極其專業而又有深度的報道已從單純的經濟領域升華到政經領域，也直指某些制度上的弊端。甚至可以這么說，新聞專業主義主導下的《財經》一直以高風險而游走在鋼絲上。

筆者認為，《財經》過去10年的崛起輝煌基于歷史機遇，而胡舒立，恰恰抓住了這個機遇。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資本市場運做平臺，是1990年搭建的上交所，次年又開辦了深交所。中國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應該說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在，這個近20年是快速膨脹期，監管制度上的不完善和上市公司治理上的弊端都較多，而這，恰恰給新聞專業主義主導下的調查揭黑報道提供了可以打的靶子，胡舒立幸運地瞄準了這個靶子。

這一點，在《財經》早期那些有影響的報道中可以找出例證：2000年10月號，“基金黑幕”引發強烈反響。2001年“莊家呂梁”、“誰在操縱億安科技”、“銀廣夏陷阱”等重點報道，推動了監管制度的變革。但從2003年起，《財經》觸覺不單單是資本市場，而是開始將觸角伸入反腐敗領域，政經的味道日趨濃厚。一方面說明中國資本市場制度的日趨完善，使得新聞專業主義主導下的調查揭黑報道因題材枯竭而被迫拓寬視野，尋找政經領域的敏感題材取而代之。

還有一個趨勢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在世界上地位的崛起，民眾荷包的日漸鼓實，催生了新聞實用主義的誕生。人們對于專業政經領域的目光開始轉向，如何讓自己的錢包更鼓如何進行家庭理財成為新一個時期的“財經關注”。比如《理財周刊》開始崛起，《第一財經周刊》的后來發力，又比如區域媒體成都商報靠一個三人小組開辟的“道達投資“專欄而撐起自己在證券領域的地位，無不指明分眾時代已經到來。

從《財經》新5人團隊的一線操作人看，主編何力任前系《第一財經周刊》總編輯，執行主編何剛任前為《投資者報》執行總編輯，“二何”搭檔無不在暗示新《財經》或將以能幫助民眾實現資本升值的“實用主義”為主導，畢竟，這也切合當前中國所處特殊時代的經濟水平。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胡舒立的去職，也標志著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財經領袖媒體上的退出，新聞實用主義或將開創財經報道的另一新時代。而對于胡舒立而言，當《財經》已不能實踐自己的新聞專業主義的理想時，走上講臺拿起教鞭更適合這一理想的正常延續。從這個層面看待本文開頭的“二百五”的玄機，也就多了些許自嘲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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