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力量”的興起

盡管通過努力成功地對國家立法機關施加了影響，李明對“院外游說”這個詞卻很陌生。

在西方國家的代議制政治架構中，院外游說者被定義為“被利益集團指定為其代表，利用游說手段向議會、政府施加影響，使其公共政策符合該集團利益的人”。在華盛頓，院外游說從業者在80年代就已達到3.5萬人。而在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持藍色執照的“職業說客”也有1.5萬人。

相比之下，中國迄今未出現歐美國家那種依靠收取代理游說費來運作的職業說客或游說機構，但類似“院外游說”的活動早已出現。

比如，以乙肝網站“肝膽相照”權益版版主陸軍為代表的一批乙肝病毒攜帶者從2003年開始，便以NGO等形式組織起來，通過游說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推動就乙肝病毒攜帶者權益保護立法。

每年一度的“兩會”是院外游說的黃金季節。企業、組織、個人等社會力量都想借此機會，以游說方式將自己的意見上達，達到影響或改變國家政策制定的效果。

在李明對面的房地產商集團，更是一支能量巨大、在每年兩會前夕格外活躍的院外游說力量。在2009年初的房地產低谷中，這股力量以各地的房地產行會組織為核心，在兩會前夕集中游說，成功爭取到多個省市陸續出臺購房退稅、購房入戶以及取消二套房貸限制等救市政策。

和李明相反，房地產商們視保障性住房為對他們商品房利潤的最大沖擊。兩個陣營的游說力量甚至還曾打過照面。

2009年8月中旬在北京的一次不動產論壇上。自費從大連趕到北京的李明將他關于住房保障的建議信挨個座位上放一份。待散會時，李明看到他自費掏錢復印的這些建議信，大部分被參會的開發商們丟在座位上甚至地上。

“老百姓的聲音，在住房問題上，太弱了。”李明事后感嘆。

類似的現象使部分輿論擔心利益集團和院外游說，會扭曲政府決策的公共性。但多數受訪學者對院外游說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興起持正面為主的評價。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蔡定劍認為，院外游說的活動是中國民間意見表達的一種特殊形式。這種途徑和渠道需要保留，以便民意更直接上達。但是也需要關注商業目的的游說或通過一些不恰當方式的游說活動。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蔡繼明每年都收到“院外游說團”發來的意見。他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不是西方的議會制，叫“院外游說”有些勉強。

蔡繼明認為，目前兩會委員和代表的選舉途徑，決定了仍有部分人的意見和利益沒有得到充分反映。而委員和代表們也不可能對各個行業都很專業。這就需要各種社會力量借助院外游說的方式與兩會代表積極接觸和交流，去主張自己的利益。

“院外游說行為，應當鼓勵。”蔡繼明說，只有這種表達民意的院外游說行為更多，才會豐富兩會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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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國兩會財經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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