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拓賄賂鏈反思(2)

“洋賄賂”緣何頻發中國？

透過對“力拓案”本身的分析，更要注意的是，這一事件或許只是長期以來法律不健全釀成危機的一次爆發，隱身其后的是更大的經濟安全漏洞。從2003年昆明“沃爾瑪案”、2004年“朗訊案”、2005年“德普案”、2006年“IBM案”、2007年“家樂福案”、2008年“西門子案”，再到如今的“力拓案”，跨國公司屢次在華爆出“賄賂門”。國內民間經濟分析機構安邦集團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在10年內至少調查了50萬件腐敗事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涉外商業賄賂大大破壞了國際經濟交往中的公平競爭秩序，嚴重損害了本國企業利益和經濟的發展，甚至賄賂通過轉移而侵害了消費者的利益。

中國成為“洋賄賂”滋生的熱土，固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有關法律的缺失也是不爭的事實。1996年通過的《聯合國反對國際商業交易中的貪污賄賂行為宣言》指出：“反對國際商業賄賂是改善國際商業環境的基本因素，應制定詳盡而明確的法律，具體界定商業賄賂的范圍，并給予嚴厲的刑事處罰和經濟制裁?！?我國1993年通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1997年修訂的《刑法》以及其他部門法中的零散條文雖然包含了有關商業賄賂的規定，但分散而非專門詳細的界定、受賄主體的范圍局限以及缺乏海外反腐敗規定等方面的缺陷，使制訂一部專門立法顯得尤為必要。

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立法俯首皆是。德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在世界上最早對包括跨國公司腐敗在內的商業賄賂行為做出懲罰規定，該法和《刑法典》以及1997年8月份修訂的《反腐敗法》一起，共同構成反對各種形式的商業腐敗行為的規范體系。美國的《反海外腐敗法》于1977年制定，期間經過1988、1994、1998年三次修改，旨在限制美國公司個人賄賂國外政府官員的行為，并對在美國上市公司的財會制度做出了相關規定。2001年，韓國制訂了《腐敗防治法》，成立了總統直屬的腐敗防治委員會(后改為國家清廉委員會)。從2003年起，國家清廉委員會對全國325個政府和公共機關進行一年一度的清廉度調查，摸清各個機關是否存在接受商業賄賂、謀取不法利益的行為，嚴密的法網極大防范了跨國公司在韓國的賄賂行為。

反思中國經濟安全體系

力拓間諜案發生之后，澳大利亞方面反應強烈，從總理陸克文到澳大利亞外交部長、財政部長、金融部長、貿易部長等，均不同程度對中國施加了壓力。隨后，在7月13日的華爾街日報上，刊發了題目為“力拓間諜案或影響外商在華投資”的文章。可以說，中國在處理“力拓案”中承擔著來自國際社會的猜疑和壓力，也遭受著對中國投資環境惡化的質疑。但歸根結底，“力拓案”畢竟只是一個司法案件，追究的是確已觸犯我國法律的犯罪行為。只要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就可以讓澳大利亞以及國際社會信服。這并不會影響中國歡迎外國投資的態度，更不會影響中國與澳大利亞等其他國家的正常貿易往來。實際上，公正的依法判決不僅不會影響外國投資，還會讓外國投資者尊重中國，遵守中國的法律，有利于建立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

國門依然要向世界開放，這是走向世界強國的必經路徑。但同時應當以此次力拓“間諜門”為契機，全面評估反思我國的經濟安全體系，具體而言：

在觀念上，我們不能再將國際市場想象成風平浪靜的、完全自由的競爭福地，不能讓對外經濟的繁榮發展蒙蔽了視線。

在立法上，我們應當借著此次《保密法》修訂的機遇，重新審視、縝密規劃我國保密法規體系建設，一方面要充分借鑒國際條約和其他國家的相關立法，及早制定專門的《涉外反商業賄賂法》，構建完整高效的經濟保密安全法規體系。另一方面也要順應信息公開時代潮流，努力消除定保密標準籠統寬泛、涵義模糊、難以操作的積弊，縮小保密范圍，精確保密要點。

在組織上，要加強相關部門的投入和協調。目前，我國還沒有一個統一、有力的協調機構，相關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也遠遠不夠，國家發改委直到今年5月才在國民經濟綜合司下設經濟安全處。反觀美國，不僅在政府部門設有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國會也設有相關的各種委員會，比如外國投資與審查委員會等。如果能借“力拓案”的機會徹查國內存在的商業賄賂，揪出并消滅泄密的腐敗源頭，那么“力拓案”將不再僅僅意味著一件丑聞，而是一次優化國際經濟市場的重大機遇。

王葆蒔，法學博士，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羅潔，湖南師范大學國際法方向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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