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3月26日 22:04華夏時報【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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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學成

目前人民幣匯率改革面臨著復雜的環境。

首先，就外界環境而言，匯率升值與否已經從單純的經濟問題演變成了政治壓力。現在美國失業率在10%左右居高不下，奧巴馬政府迫切需要解決失業問題，另外，奧巴馬也面臨著參議院中期選舉，因此，美國把國內政治壓力拋給了我國。

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加上我國出口順差一直是美國認為人民幣匯率應該升值的一個重要理由。另一方面，我國國內的一些輿論不夠謹慎，過分宣傳中國發展高速度，高估中國國力，容易成為制造壓迫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借口。美國甚至認為，正是人民幣匯率低估造成了全球經濟的不平衡。

可以說，奧巴馬上任積累的政治壓力，已經釀成了目前美國針對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的輿論土壤。過去美國幾次施壓人民幣匯率升值，還只是美國的短期策略，現在顯然已變成美國的國家戰略決策。而且美國還在動員其他國家和國際金融組織對中國施壓，試圖形成一個打壓人民幣的全球聯盟。最近，130名美國國會議員聯盟寫信給奧巴馬總統要求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清楚表明了對華高壓的態勢。

“黑云壓城城欲摧”，應對必須全方位。從短期角度來看，中國不會因美國的壓力而盲目調整匯率，而需要經過具體調研和測算，最終才能決定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步驟和匯率變化的預期幅度。當然匯率只是經濟金融工具的一個方面，這場爭論實際上是以人民幣匯率為基點的一場政治博弈，但中國經濟發展這盤棋應該下活。策略上也許需要“以退為進”，并妥善處理好、維護好中美關系大局。在此過程中，要進行更高的戰略外交利益評估，從綜合戰略角度進行利益互換，可能是這場爭論的中期解決之道。

具體說就是：

應對當前美方施加于我國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壓力，除了正面表態人民幣升值無助于美國改善就業和國際收支失衡，合理解釋雙方的逆差和順差構成和技術性解決外，我認為，我們也應該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綜合應對，即國家可以把人民幣匯率作為一種可運用和交換的戰略性資源，而不只是當做一種簡單的貿易金融技術問題。不僅僅計算究竟已經升值了多少和未來一段時間內還可能升值多少。因為在當前的美方激烈施壓的情況下，雙方的立場不會輕易松動，意向的匯率水平目標距離肯定是相當大的，美方提出人民幣低估40%的說法中方也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從這次美國的學者、媒體、政府、議員紛紛表態、步步緊逼的態勢不難看出，美方這一輪的施壓目的也許不是簡單升值幾個百分點所能滿足的，我看是大有要壓出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強迫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的勁頭，起碼也要搞出個關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北京自律”。

因此筆者認為，當前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不大可能在短時期內獲得技術性解決，而必須運用政治智慧尋求在中長期內得到戰略性解決。比如，我們可以做出讓步，但美國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給予我們相應的益處和回報，比如立即宣布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我國也可以從自身的需求提出在經濟金融領域的互動中尋求更多的發展機會；比如為切實保證中國在美資產安全，可以建議與美方共同研究將我國持有的近8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實行債權轉股權，讓中國持有一些美國公司的股權——交換美國財政部在救助美國企業過程中持有的公司股份；為減少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要求美國放寬民用高技術的對華出口，或者在美國的一些州建立中華工業園區讓中國企業進駐就地生產和銷售；為根據哥本哈根協議更好貫徹“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要求在節能減排技術和資金上給予中國一定的支持和補償，等等。當然這些還都是“在商言商”之道——就匯率說匯率，就經濟說經濟。循此思路，擴展到整個國家戰略，還可以提出更多的政治利益選擇作為升值回報相與討論。

(作者為前央行研究局副局長，現為民間智庫《和諧戰略研究聯盟》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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