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晨：物業稅空轉六年多到底轉了什么

物業稅空轉了六年多，到底轉了些什么？公眾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媒體在“空炒”

文/史晨

自從傳出“物業稅空轉范圍將擴大、步幅將加快”的消息后，這一關系國計民生的話題再次引發各方熱議。耐人尋味的是，在某些試點城市，甚至地方財稅部門的工作人員，都不知道自己已經“被空轉”了多年。

物業稅改革被各方寄予諸多期望：學術界希望以其為契機，推動財稅制度、土地管理、政府職能等諸多方面的改革；老百姓也希望知道不同的制度安排，對自身長遠福利有何影響。

正因如此，我們有理由問：物業稅空轉到底轉了什么？六七年下來，有哪些經驗和結論？下一步的推進方向是什么？

首先，物業稅成功的關鍵在于管理的質量，包括產權確認登記、財產價值評估以及稅收征管能力三個方面。現在看來，大部分試點地區還停留在評估的技術操練階段：主要是從合并經營性房產的稅費這一最簡單的突破口入手，重新調整計稅口徑、估計稅率，換一套計算方法。

這方面技術層面的引進移植相對簡單，可是沒有全面準確的財產信息，沒有統一的數據平臺，所謂“空轉”不過是無源之水，相應試點城市有無推進這類基礎性的制度建設尚存疑問，而對于稅收征管環節，是否考慮過與個人所得稅體系相銜接，通過折抵扣除等方式降低總體負擔，至于自住用財產差別對待、累進稅率結構、豁免與優惠等政策工具的引入，能否保證它們的公平實施，如何銜接新舊體制，目前有無具體的思路？

這一系列待解的問題，都指向一個事實：對于當前物業稅空轉試點城市缺乏系統性考評和驗收，實驗數據指導性價值不高。

其次，我們更關心參與各方有無探索和解決問題的激勵。 舉例來說，土地部門掌管地籍系統，而房屋統計數據又在住建部門，空轉試點城市兩方是如何協調的，有無進展？財政部門目前手握豐厚土地出讓金，其推行物業稅改革有無激勵，或者說有無阻礙？而稅務作為收錢而不是發錢的部門，由其主導的空轉，在尋求相關方配合時會不會不受待見？其自身在現實而繁重的收稅指標之外，又投入了多少人力、資源去試點“空轉”？如果“空而不轉”的癥結更多地是卡在這些方面，顯然需要上級機構對運轉機制重新謀劃設計，而不僅僅是簡單地擴大空轉范圍。

如果大部分試點城市都把空轉當成一項可有可無的“副業”，做得好賴無人過問，那么其中所暴露的本質問題，就可能是管理機制的缺失。要把物業稅當作一項長遠的改革課題，此方面的制度建設勢在必行。

再次，相關部門以“敏感”來回避對物業稅試點進展的信息披露。如果改革出發點并不是簡單的加稅，而是重塑更加公平的稅制結構，甚至有助于降低整體的負擔水平，又何需過分地“敏感”。

以上種種反映出物業稅下一步由空轉實的最大挑戰，并不在技術層面，而在于民眾的參與和支持，這就涉及推進改革的觀念層面：應當在什么層次考慮物業稅政策，希望解決哪些問題又做了怎樣的準備。

舉例而言，今后的研究和試點中，是否可以更多地將物業稅與土地管理制度聯動考慮：開征物業稅是否有利于降低一次性土地出讓價格，從而影響房價，或通過降低工業投資門檻促進就業，再比如說，物業稅開征如何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能否將其從招商引資的單一目標中解脫出來，更多地注重公共服務，將“以人為本”落實到現實激勵機制。

更進一步，物業稅一旦“實轉”，必須對地方政府施加有效的限制：既包括稅率確定權等實體性約束，也包括評估與上訴等程序性約束——這些恰恰需要民眾公開、理性地參與。

以上所有這些問題，不可能單純在邏輯層面通過推理得出答案，必須有更切實的實驗而不是空轉，也不能為了求得部門的“清靜”而將相關討論歸入“敏感”。只有務實的探索和建設性的互動，才能將創造性激發出來應對挑戰。

物業稅空轉了六年多，到底轉了些什么？外界對真實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公眾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媒體在“空炒”。

如果承擔證明責任的一方不能做出有效解釋，那么迄今為止的物業稅空轉，看上去更像是單純以評估為主、為新辟稅種而進行的技術性操練。這樣，不僅財稅部門自身在其成本收益考量下缺乏激勵推進，也難以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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