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建設讓新生代農民工真正進城

早報特約評論員 于建嶸

剛公布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這是中央對農民工狀況進行實事求是的評估后，第一次在文件中公開正視新生代農民工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農民工已經悄然更新換代。從代際關系來看，1980年代農村政策放活以后，一部分農民“洗腳上田”進廠務工，他們亦工亦農，離土不離鄉，成了最早的一代農民工； 1990年代，隨著沿海經濟特區的快速發展，開始出現了一大批離土又離鄉的進城務工農民。他們又分為兩個非常明顯不同的群體：一部分與第一代農民工一樣下過田，絕大多數仍然把回鄉務農作為最終的歸宿；另一部分則是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直接從學校進城務工者。他們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需求，渴望繼續學習，重視技能培訓，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會的理想特別強烈，要求和城里人一樣平等就業、平等享受公共服務，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權利。這些把融入城鎮作為最終歸宿的進城務工群體，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大量80后和90后的加入，這部分農民工的人數越來越多，到目前約占到農民工總數的60%，已登上了城市化進程的重要舞臺，并成為新產業工人階層的主體部分。

然而，“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和發展面臨著十分現實的困境。由于現行的戶籍制度，這些“新生代農民工”雖然有成為城里人的強烈愿望，有的也在城市里生活了10多年，可他們就是不能獲得城鎮戶口，只能在長期打工的城鎮暫居，因此，他們也就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以及最基本的社會保障，他們的下一代甚至沒有資格同城鎮居民一樣獲得最基本教育；由于經濟上的原因，這些“新生代農民工”絕大多數沒有能力購買城鎮的住房，甚至不能租居一個可以進行簡單家庭生活的空間；由于文化上的原因，這些“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對現代城市文明充滿了渴望，卻很難真正進入到城市主流的文化生活，甚至不能獲得基本的信任或遭受到各種歧視。凡此種種，客觀存在并越來越嚴重，是一個必須解決的社會問題。

中央這次提出了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這一任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但如何“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則是關鍵。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有如下幾個方面是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

第一，要真正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在自由流動不成問題的今天，戶籍制度的本質是依附于其上的種種福利、政策和管理方式，如何改革是一件系統工程，各級政府應著力研究盡快采取行動。在沒有放開“新生代農民工”入戶時，城市管理者應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盡量為農民工提供與當地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最重要的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除養老保險等外，要格外重視失業保險，以幫助職業不穩定的農民工度過困難期。各地政府應逐步降低農民工入戶門檻，將為城市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的獎勵型入戶、購買城市房屋的投資型入戶，轉變為在本市居住某年以上的年資型入戶。直至條件成熟時，取消戶籍的城鄉劃分、地域劃分。

第二，要為農民工獲得城鎮住房制定相應的政策。“新生代農民工”要想擺脫“漂移”狀態，“居者有其屋”是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客觀地說，在戶籍制度未取消的前提下，任何城市的住房政策制定者都不敢也不愿首先將農民工納入自己的保障住房范圍，若農民工可購買經濟適用房、兩限房，將吸引過多農民工直至城市不堪重負。目前比較可行的辦法是為農民工提供廉租房，為“新生代農民工”修建宿舍或單身公寓。長遠看，應綜合考慮集體農村土地制下農民入城后土地權益的變現問題，即將農民工作為集體一員“共同所有”的土地，轉變為其個人的財產性收入，變為購買城市住房的“第一桶金”。

第三，要動員社會力量，提高農民工的文明素質，為農民工融入城市文明創造條件。盡量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免費或低學費的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幫助其掌握更多更好的謀生技能。政府、用人單位、公益組織等，應為農民工舉辦更多活動，或者支持農民工自己舉辦，加強農民工與市民的交流，以做到彼此理解、彼此接受。另外，要加強農民工二代的教育和培訓，在基礎教育上保證與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水平，使他們能夠通過念大學等改變命運，有一個正常的通道來完成社會地位的轉變和上升。

總之，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需要制度建設。制度的改變首先需要執政觀念的轉變。希望制度制定者可以發自內心地認為，沒有讓農民工享受到“市民待遇”，就是對農民工基本權益的侵害。(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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