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歲片的成本與收益

原劇本安排這個前妻由宋丹丹主演，她和徐錚在離婚后展開結婚競賽，看誰先找到下家。以男人為主線的是電影，女人的經歷拍成一部長篇電視劇。但是宋丹丹的檔期排不開，不能參與電影，而是拍了一部300分鐘的短劇集。孫健君說，在電影公映前，他們已經通過音像、書以及在日本的發行收回了成本，國內票房是純利潤。雖然他不肯透露電影的投資額，只是含糊說，如果算上資源交換，投資可以算上千萬，“反正比《瘋狂的石頭》多點”。一位業內人士估計，一部很少轉場，全在北京拍攝的影片投資應該在五六百萬左右，所謂資源交換，就是那些客串明星，每人只提供一天至三天的檔期，這種客串如果按商演價收取也是非常高昂，像周星馳當年主演賀歲片《家有喜事》時就拿了巨額片酬。但因為投資方和她們有別的合作，她們可能會象征性地收取片酬。中國電影里幾百萬和上億的投資是最易保本的項目，前者可以賣給電影頻道或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取獎金，后者可以用大手筆宣傳賺取票房，2000萬元左右的中等投資是最為危險的。不過孫健君認為，對于沒有操作能力的公司來說，中等投資風險最大。成片剪完后，工作實際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之所以虧本，是后面三分之二的發行運營無法形成良性循環，如果產、叫、賣三位一體，賺錢很容易。

尤其是現代都市題材，像這部影片冠以“呼叫轉移”，中國移動必定是有表示的，事實上，這個名字就是為贊助商而準備，以前曾經考慮過無數個名字，因為沒有扣上贊助商的特征都被否決了，宋丹丹的短劇名為《愛情來電顯示》，也具有同樣功能。電影中的植入式廣告不勝枚舉，從演員戴的手表，用的手機、電視，到路上的站牌、公交車，廣告無處不在，完全汲取了馮小剛賀歲片的經驗。

有賀歲片傳統的香港地區，賀歲電影曾創造了每年票房的最高紀錄，在上世紀90年代初，黃百鳴、王晶運作了一批賀歲喜劇，例如黃百鳴的《91家有喜事》、《花田喜事》、《大富之家》，集中了當年最紅的明星，加上粵語長片中的老藝人，將老中青觀眾一網打盡。它們突出了群星賀歲鬧大年的主題，每個明星的戲份經過仔細分配，相當均衡，沒有絕對主角。結尾一定要扣上一件喜事：結婚或過生日，全體演員出場齊拜年。和馮小剛長達一年的準備不同，這些賀歲片的操作周期極短，王晶最短的一部電影只拍了8天，平均周期也不過12天。《愛情呼叫轉移》籌備兩個月，拍攝35天在內地已經是極快的速度，但還是有改過幾稿的劇本，香港電影卻只有一頁紙的提綱。《家有喜事》中的二哥角色原定林子祥出演，從林子祥換成張國榮，所有戲份重新編排，前后不過幾天的工夫。

馮小剛成功后，內地出現了賀歲片爭檔期的狀況，這些小成本賀歲片充分學習了香港地區胡拼亂湊的傳統，找一堆二流明星，用一個很不成熟的本子。2000年馮小剛沒有拍賀歲片，當年的5部賀歲片《考試一家親》、《幸福時光》、《美麗的家》、《防守反擊》、《家和萬事興》票房總和還不如一部馮氏喜劇多。這幾部片子中，《防守反擊》最像賀歲片，有一群二流明星撐場面，劇本最薄弱，風格喜氣洋洋，但票房卻最差。在幾次失敗的試驗后，制片方發現不是掛上賀歲的幌子就能變成印鈔機，所謂的賀歲片也開始不再賀歲，只搶檔期，《戀愛中的寶貝》就是典型地打著情人節言情電影招牌的恐怖片。從《瘋狂的石頭》在一個清閑檔期取得奇跡后，連檔期也沒有過去那么重要。

每年中國拍攝的新電影中有85%是零拷貝，無法進入電影院，只能在電影頻道和DVD市場流通，這就造成觀眾的錯覺：以為中國電影一年只有兩三部大片。原因在于中國的銀幕數過少，洛杉磯平均每4000人有一塊銀幕，而北京1700萬人口只有一二百塊銀幕，很多小成本影片還沒放映就刀槍入庫，能進入影院已經是大大的僥幸，如果能進入賀歲檔，簡直可以殺豬敬神。孫健君說，中國文學的基礎是眾生相，四大名著全是群戲，很少有一個人物內心世界寫成一本書，賀歲片中群星的概念非常符合中國的傳統，注定會被觀眾接受。所有的賀歲電影無非是老槍打新人群，形式、內容都要建立在市場分析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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