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摩事件后的監管改革仍會半途而廢嗎

2012年05月22日 02:37
來源：上海證券報 作者：孫 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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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是否需要政府加大監管力度，似乎還是得不到證偽或是證實。摩根大通的20億虧損事件，再次給人們提供了這么一個鮮活例證。

摩根大通CEO戴蒙幾乎是唯一從四年前的金融海嘯中全身而退的大佬，頂著華爾街“最佳風險管控先生”的冠冕，他經常代表大機構在國會和媒體上論辯，將Dodd-Frank法案特別是其中的“沃爾克規則”斥之為過于嚴格，限制了銀行的贏利能力。現在巨虧事件一來，爭論形勢丕變，天平向監管的方向嚴重傾斜，不但會改變美國乃至世界金融服務業的運營規則，而且對共和黨挑戰奧巴馬總統的連任，是個大大的利空。《華爾街日報》連日接連刊發社論并請專家撰稿，提出不少理由，辯解為什么還是不用加強監管。筆者在此選出其中的幾個理由來“詮釋”一番。

“企業虧損并非罪過。”假如屬于正常經營謀算不彰，那當然不是罪過，按理，20億損失對資本金1500億、去年盈利超過190億美元的美國最大的銀行算不了什么。去年日本海嘯地震，巴菲特就賠了30多億美元，并沒人怪罪于他。人們辯稱，摩根大通造成虧損的交易部門還是挺賺錢的，去年直接創造的利潤加在一起高達91億美元，今年一季度獲利10億美元，相抵之下虧損不過10億。

問題就在這里。讓摩根大通成為優秀銀行的高盈利率，大部分建筑在批發業務的高風險作業上，“沃爾克規則”要求剝離這部分業務，是斷了其財路。從目前看，戴蒙也承認，造成虧損的作業，不是對沖而是投機，而這回賭美國經濟走強、歐洲回穩失算了。巴菲特或許多其他企業要是出了毛病，賠的是自己的老本，不一定構成監管的理由。但銀行、保險公司一旦破產，虧的遠不止自身的本錢，一定會危及大眾存款，引發社會動蕩，這構成了對這些行業監管的法理基礎。

“銀行需要的是資本而非監管。”商業銀行的資本金是抗風險的基礎和最后手段。沒有資本金要求的監管，銀行就不會有對抗風險所需的充足資本金。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的儲貸機構危機就是杠桿率過高——資本金不足風險資產的3%所致。所以后來有了巴塞爾協議I要求的8%的資本充足率。非常離譜的是，在實行了對資本金有更高要求的巴塞爾協議II，歐美銀行也都報告說資本充足率往往超標，達到了12%后，人們發覺金融海嘯揭露出來的事實，是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只相當于其加權平均的風險總資產的3%或更少。商業銀行用1塊錢的自有資本做了33元以上的生意。投資銀行做了60元的生意，金融衍生品業務更可怕，做了200元的生意！

其中的門道，簡單地說，是在資產的風險權重上搞名堂。其結果，不是股東而是代理人的利益的最大化，運作其事的主管經理從短期交易的即時收益中提成獲得個人的永久紅利，而把蘊含的風險長期化往下推。公司運營一直無法妥善解決的委托-代理關系的矛盾，通過越來越高的杠桿率，突出表現在交易的短期暴利和長期風險的關系上面。

“政府不比企業聰明，監管不如自管。”可以肯定，在美國，政府雇員不如企業人士聰明能干，但正是聰明人，點子多，更需要制衡。“沃爾克規則”簡單粗笨，正是考慮到了政府機構要對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投資銀行家，監管難以到位，所以干脆切分隔離。就像一部大客車，經常有人要把它開到賽車場，以時速300公里以上疾馳。沃爾克規則一刀切，規定不準大客車當作F-1方程賽車來開，是有其可操作性的。

“企業太大而不能倒。”拷問這個命題，關鍵點有二：什么才算大？倒的是誰？銀行，保險公司，都是現代經濟的動脈，堵塞或破裂，死的是大眾。故此，社會不得不救助。就算把摩根銀行肢解為十，個個還是小行星。事實上，還沒有國家敢讓一個哪怕是中型銀行倒閉的。

最關鍵的是，倒誰？到目前為止，在美國還沒見到有任何闖了禍的家伙把他們誘使銀行過度冒險，濫得的不當收益會吐出來過。市場交易之能有效率，說到底，是責任可有效追溯，能夠到位。若缺失了問責的機制，無法對責任人論罪，追索他們的報酬和給予必要的懲罰，企業的虧損、社會的風險將層出不窮，市場將無寧日。所以若要論倒，責任人應該先倒，至少一起受到重創。把大客車開到F-1的賽車道上，甚至在車毀人亡后，司機還能全身而退，和所有的文明法則都不符合，豈止是違背了市場規律而已。

其實2004年執行的薩班法案和2010年通過的多德-弗蘭克(Dodd-Frank)法案，都有令主管雇員退還不當收入的要求，只是還沒能被認真執行甚至透明披露過。紐約州財務總監劉約翰最近責令高盛和大摩這兩家全球最大的投資銀行，必須明確規定并披露公司在這方面的政策措施。問題是，這次教訓所推動的監管和改革，又會是個“半吊子”嗎？

(作者系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