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想”被抽取膽汁的熊

2012年03月06日 16:38
來源：財經國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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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發明用熊膽等動物材料治病救人并不可恥，然而，當代那些與偷獵、虐待動物相牽連的產業和個人是可恥的。古今之間一個決定性的差別在于生產方式，特別是生產規模

劉縣書

活熊取膽，犀牛磨角，魚翅象牙，虐貓吃狗……每每在這類動物保護話題討論的后面，會看到有人對此進行批判。為此類事件辯護的人也往往打著在全球化中維護傳統文化的大旗。把此類事件中的沖突變成中西文化之爭或中西利益之爭，這真是天大的誤會。

被誤讀的中國文化傳統

只要仔細分辨，無論從意識形態還是生產方式，從歷史還是現實看，在當代中國或世界并沒有任何動物的生存困境應該歸咎于中國傳統文化，包括中醫。

從意識形態上，在中國傳統主流的儒、道、釋思想中，都含有順應自然、與其他生命和諧共處、中庸謙恭等要素。佛家講究眾生平等，自不待言。儒家雖然認為“禽獸”無“禮”“義”， 比人低下，但承認禽獸也是有知有情的，人也應善待它們：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禮記》)“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孟子》)“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于天，猶蟣虱生于人也……”(《論衡》)

道家更強調人與萬物的統一性、有限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莊子》)

中國傳統很少把人放到絕對凌駕于大自然或其他生命的位置上。中醫本身就是一種取法自然、旨在回歸自然、追求與自然和諧的“自然醫學”，古代中醫一直從天然動植物那兒取材，經簡單加工后用之于人，其實比近現代以來的西醫和西藥更貼近自然、有機、生態和諧的精神。在農業、飲食、交通、生活方式等許多領域，當代許多環保主義者都在倡導回歸自然、減少人造化工產品，難道到了中醫藥領域，利用天然原料便變成了一種“陋習”或“罪惡”嗎？

當然不是。在處理人與動物關系問題上，即使以今天的環保眼光看，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傳統中醫和飲食)的表現都堪稱“自然”、“正常”。

在古代社會的情境下，古人發明用熊膽、犀牛角、牛黃、虎骨等治病救人，將鯊魚魚翅拿來吃，將象牙拿來制成工藝品，都無可厚非。然而，當代那些與偷獵、虐待動物相牽連的任何產業和個人是可恥的。這中間的差別是什么？

一個具有決定性的差別在于生產方式，特別是生產規模。

在古代傳統的中醫藥或飲食業中，以熊膽為例，沒有人能夠組織大規模捕獵或搞“活熊取膽”這種“創新”產業，古代人對于熊膽的藥用價值是偶然發現的，也只能偶然用之。因此對相關動物物種或個體的影響基本都在“自然”和“人道”的范圍之內。

而當代的熊膽制品行業發生的“致命”變化是，它在資本的驅動之下，采用規模化生產和規模化流通。資本的目標其實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利潤。為了利潤，勞動者都能被變成物化的被壓榨的生產工具，何況是熊！為了利潤，沒有需求也要創造需求，生命就可能被異化，真相就可能被歪曲——如果沒有充分有效的制約，這將是資本的本能表現。

所以，罪惡的根源根本不應歸于把動植物拿來醫用或食用的傳統，罪惡的根源是資本追求利潤的沖動，是追求大規模生產和銷售的生產與流通方式。

被遺棄的敬畏之心

進一步追根溯源，我們會發現，把人凌駕于動物和自然之上的意識形態，以及當代這種威脅生命尊嚴的生產與流通方式，其實都來自西方。

作為當代動物權益保護運動發源地的英國，也正是人類中心主義、工業化、資本主義的發源地和火熱的溫床。

在西方文明的兩個源頭——古希臘文化和古希伯來文化中，動物與大自然的角色都是從屬于人、服務于人的。

對此，英國學者基思•托馬斯在《人類與自然世界：1500-1800年間英國觀念的變化》一書中提供了大量相關史料可為佐證。

亞里斯多德說過，每件事物都有一個目的，植物為動物而造，動物為人類而造。家養動物要干活，野生動物被捕獵。古希臘斯多葛學派也信奉這樣的理念：自然完全為服務于人類利益而存在。

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是個例外，曾持不殺生的觀念，后世西方的素食主義者往往溯源至此，但在西方社會長期遭到排斥。

《圣經》寫道：“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并海里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長期以來，這被許多西方人視為上帝創世時對人類的授權。很多西方學者承認，在古代傳統社會，尊重動物、敬畏自然的思想更多體現于東方文化，包括西亞、印度、中華文明，包括摩尼教、佛教、印度教、道教、儒家。而以猶太教-基督教為主流的西方文明原本不認同這種對自然的敬畏。

英國化學家波義耳(Robert Boyle)說過，敬畏自然“妨礙人類帝國統治低等生靈”。長期以來，基督教教會勢力公開反對異教徒奉山川、森林、動物為神靈的信念，努力將大自然去魅，把它變成由人建設、塑造和統治的對象。

1967年，美國歷史學家小林•懷特(Lynn White Jr)將基督教描述為“歷史上最人類中心主義的宗教”。湯因比也說過：“人類本來是懷著敬畏之心看待自己的環境的，應該說這才是健全的精神狀態。但是這種敬畏之心，不僅被以色列的猶太一神教創始者們所破壞，也遭到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教徒的徹底遺棄。”

當然，我們不可過分高估宗教的作用，宗教對古代西方社會的實際影響也必然具有多面性。馬克思發表過洞見：不是宗教，而是私有財產與貨幣經濟的到來導致了基督徒們以猶太人不曾用過的方式大肆開發自然界。是“巨大的資本文明的影響”，最后終結了“自然的神性”。

正如我們在日本、中國乃至其他宗教各異但都經歷工業化的社會可以看到和印證的，動物和自然界噩夢的肇因絕不單單是某種宗教，更直接表現為工業化和原始資本主義的擴張。

但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西方社會進行了大規模的反思和變革。

早在1789年，英國思想家邊沁發表《道德與立法之原理》，把趨利避害原理之下生命平等的法則，推廣到動物身上：“問題不在于它們能推理嗎，也不在于它們能說話嗎，而在于它們能否感受到痛苦。”邊沁因此被視為“第一個自覺而又明確地把道德關懷運用到非人類存在物身上去的西方思想家”。

1822年，世界上第一部與動物福利有關的法律出臺于英國，愛爾蘭政治家馬丁說服英國議院通過了禁止殘酷對待家畜的“馬丁法案”。1866年，美國頒布《禁止殘酷對待動物法》。1876年，英國頒布《禁止殘酷對待動物法》。差不多100年后，1975年，美籍澳大利亞人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出版《動物解放》一書，向人們展示了動物在工業化畜牧業及實驗室中的悲慘境遇，并從邊沁的思想出發，提出一套系統的動物權利理論，由此掀開當代動物權益保護運動的大幕。

目前世界上100多個國家都有關于動物福利方面的立法，對動物飼養、運輸和屠宰過程，及動物產品的進出口貿易，紛紛制定了維護動物權益的標準。2003年2月，WTO 農業委員會將“動物福利支付”列入“綠箱政策”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動物福利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

在今日世界，其實已沒有政治家、科學家、企業家、生意人乃至普通公民能回避動物權益命題，從日常的素食肉食之爭到研究所象牙塔內的動物實驗，都不無關聯。這場東西方合流的世界性運動，從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東方傳統的復興，在有著儒道釋“好生”“護生”傳統的中國社會似乎本應水到渠成，然而現實并非如此簡單。

1998年，辛格在把《動物解放》中文版介紹給中國讀者時寫道：“對于動物目前在中國的處境來說，這種高尚的佛家倫理的影響已很微弱，動物仍屬‘異類’，常常被非常殘忍地當成‘物品’來對待。”

我國還沒有專門的動物福利法，散見的法律規范相當空泛。在現實中，傳統的好生、護生觀念，被其他各種思想與利益沖擊，儼然落花流水、浮云神馬。

在這一涉及平等、自私、競爭、自然選擇等基本概念的復雜命題上，我們整個人類都還有許多理論工作和社會實踐要做。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現研究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