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思想可治歐美經濟危機

2012年06月25日 04:23
來源：證券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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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和治理經濟危機要講究平衡、追根溯源、務必正本清源、不妄作少折騰

-湯英牛

被譽為道家鼻祖之一的老子主張無為而治。老子思想對我們研究歐美一些國家目前存在的金融危機，做好自身的經濟工作具有很強的啟示作用。筆者認為，老子主張無為而治有一定合理性，對當今這些西方國家如破解的深層次矛盾和結構性問題仍有現實意義，特別是在應對和治理歐美國家發生的經濟危機方面，老子無為而治及整部《老子》的思想智慧精華，至少能有以下寶貴的借鑒價值和重要啟迪作用：

一是自由放任主義等為經濟危機的理念禍首。這些西方國家存在資源配置與財富分配及其相互關系的問題，伴隨生產過剩或泡沫過大(包括兩者兼有)、經濟嚴重失衡，直接因市場機制基本失靈，國家調控部分乃至全部失效，而首先或主要爆發于經濟領域的一種社會危機。其核心實質是這些西方國家經濟嚴重失衡，如生產供求嚴重失衡、經濟收支嚴重失衡、虛實經濟嚴重失衡、國際經貿嚴重失衡等。“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在這里，“和”或“沖和”、“中和”、“協和”、“和諧”就是陰陽平衡、陰陽均衡。任何一個社會生態系統，如一個人、一個家庭、一戶企業乃至社會經濟系統、國家系統等，都可看成是一個陰陽統一的道體，體現在德用上都需要保持陰陽平衡。只要陰陽平衡、尤其是保持結構性平衡，無論怎樣運行變動，都不會出問題；反之，就會出毛病，生危機。但平衡不等同于平等，有的平等代表著平衡，有的平等則并不平衡。換言之，有些平衡意味著平等，而有些平衡并不平等。

二是應對經濟危機要追根溯源。西方國家應對和治理經濟危機不能治本，除了利益調整或“行”的障礙以外，最大最主要的問題還在思想認識或“知”的方面，是許多人對經濟危機至今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或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然”就是自然之然，也就相當于老子的“道”；“所以然”就是本體原因，就是根源。

一些人不知道導致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自然也就不能對癥下藥、徹底根除經濟危機。正本清源必須首先追根溯源。人類社會從狩獵經濟到農耕經濟、商業經濟、工業經濟，再到金融經濟、知識經濟等，現今眾多發達國家的經濟現象越來越紛繁交織，經濟關系越來越錯綜復雜，經濟問題及其原因越來越遠離源頭根本。大道至簡，大道無形。缺少有效方法，沒有過河的船或橋，對經濟危機問題及其原因就無法追根溯源。現今一些西方國家治理經濟危機之所以還在盲目試錯，在治本方面實際上仍找不著北而茫然不知所措，就因為不能追根溯源，搞不清造成這些西方國家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而老子“為道日損”的原始還本即追根溯源法，能為當今探求西方經濟危機根源提供寶貴借鑒和有益啟迪。反求諸己、返璞歸真，就能透過危機表象，如經濟衰退、需求不足或產能過剩、泡沫凸顯、企業倒閉、通貨緊縮、大量人員失業、財政惡化、政局動蕩、社會恐慌、國際摩擦增多等，在亂象叢生的眾多兩難問題中逐步深入了解到危機的根源。

三是治理經濟危機務必正本清源。應對和治理經濟危機既要在政策管理層面揚湯止沸，又要在制度結構層面釜底抽薪，總體上要標本兼治。具體而言，應對危機急則治標，治理危機必須治本。治病需除根，不治理源頭，就不可能消除危機。自1825年英國爆發首次經濟危機以來，世界上就從未擺脫過經濟危機。它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爆發一次，而且范圍越來越大、危害程度越來越重，并似乎成了常態。究其原因，主要還在于一些西方國家在應對和治理經濟危機方面更多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任何問題本身都是陰陽矛盾，是二律背反的兩難問題。囿于問題自身解決問題，根本不正、源頭不清，并且本原差之毫厘，往往末流失之千里，結果必然會“按下葫蘆浮起瓢”，一些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反復出現或周期性爆發也就在所難免。凡經濟危機爆發期，都是矛盾尖銳突出、利益博弈激烈和問題暴露、亂象叢生之時，只有深入源頭根本，既治標更治本，辯證施治，正本清源，才沒有什么危機問題不可解決消除的。

四是應對危機要不妄作少折騰。經濟危機一旦爆發，就要急則治標，迅速干預，控制危機。這點現在人們已有基本共識，以刺激需求、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相應貨幣政策為主的凱恩斯主義已為許多人所認可和采納。但治標未治本至多只能遏制危機蔓延惡化，卻不可能根本上解決經濟危機。況且，標與本、治標與治本既聯系統一又區別對立。治標往往以影響乃至背離治本為代價，是以更大危機風險來換取緩沖時空的。“反者，道之動。”因此如過分干預，無疑是瞎折騰，會適得其反。“不知常，妄作兇。”尤其是應對當今的虛擬經濟危機，過期過濫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相應的貨幣政策等，不僅不能減少經濟泡沫、緩和虛實經濟矛盾，反而會助推投機炒作，助長經濟泡沫并使之轉移到其它更多領域，有可能使經濟陷入反復動蕩或持續低迷困局中。

歐美自由放任主義對實現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推進現代法制建設和國家發展等做出過重大貢獻；但其反映在西方國家經濟政治主張上，卻有些矯枉過正，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過分注重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而相對否定政府調控(“看得見的手”)，過度強調自由放任而忽視必要的集中監管，結果片面自由放任破壞了必要的集中統一，盲求平等則以國家經濟不斷失衡為代價，進而導致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自由放任主義等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自由、民主、平等、法制是現代社會進步的重要象征或主要標志之一；但自由、民主也好，平等、法制也罷，都應以陰陽抱一的道體為基本，都不能同平衡、協和的德用相沖突。不應一味地為了民主而民主、為了平等而平等，可以有秩序少自由，而不可有自由少秩序。

當今的經濟危機越來越趨向無解化常態化，當今的思想理念正處于“五百年大變局”中，誰能最先建設文治(即“以人為本、創建改協進、法理情并舉、人文化成、文明治國”)國家，誰才能徹底消滅經濟危機，就能對人類文明和世界進步做出新的貢獻。由此這也進一步說明，自由、平等不等于和諧、平衡，無為而治與自由放任主義有實質性差異、不可劃等號。

(作者單位：北京市國資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