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雛軍入獄大揭秘：郎顧之爭 從吶喊到論戰

2012年09月16日 10:11
來源：理財 作者：林偉

字號:T|T

0人參與0條評論打印轉發

當國內經濟學家“集體失語”從那位神秘媒體人士嘴里脫口而出的時候，在場的經濟家們無論如何應答都變得無足輕重。因為，在“郎顧之爭”這桿極具“品牌”號召力的大旗下，國內經濟學家的范圍圈定與“集體失語”這一極具思維沖擊力的“品牌理念詮釋”詞匯，和著各路媒體競相跟風考問的節拍，就如同一張無形的大網，將國內所有自視為經濟學家的人物一網打盡。

2004年8月，發表“討顧檄文”的郎咸平是幸運的。因為他的“討顧”行動贏得了無數“反對”或“贊同”的聲音，得以擺脫“五四”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先生那種孤獨吶喊于生人之中而無一人應和的“厄運”。

“造炮專家”郎咸平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復旦大學發表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筵中狂歡》的演講，炮轟顧雛軍在“國退民進”過程中席卷國家財富。郎咸平表示，他和學生經過3個月的研究后發現，顧雛軍先后收購了科龍、美菱、亞星客車以及ST襄軸四家公司，號稱投資41億元，但實際只投入3億多元。郎咸平認為，顧雛軍的“巧取豪奪”包括“安營扎寨、乘虛而入、反客為主、投桃報李、洗個大澡、相貌迎人、借雞生蛋”7種手法，其核心就是通過表面看似無關的交叉關聯交易與相應的財務數字游戲制造或盈或虧假象，實現其低價收購國企、瓜分國有資產的目的。

在炮轟格林柯爾之前的2004年7月31日，郎咸平最先炮轟的是海爾。在題為“海爾變形記：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一文中，郎咸平分析認為，海爾管理層通過依法不能對外投資的職工持股會，對外進行投資設立海爾投資公司(海爾職工持股會持有該公司98.6%的股份)，通過海爾投資完成對海爾中建的投資控股，再通過一連串的關聯交易實現海爾中建對海爾集團的控股。如此一來，海爾職工持股會最后就成了海爾集團的真正主人，海爾曲線MBO得以成功。與海爾曲線MBO成功相對應，自然是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在此分析基礎上，郎咸平要求海爾向股民詳細披露每個高管人員在職工持股會的持股比例，并說明海爾投資當初成立時究竟是通過何種方式取得海爾商標專利權和零部件供應權的。

在炮轟格林柯爾之后的8月14日，郎咸平拋出《缺乏信托責任：中國股市最大的問題》一文，對TCL公司2003年的財務指標提出質疑。郎咸平認為，回首TCL的歷程就會發現，TCL的產權改革實際上就是一個國有股權稀釋的過程。進一步說，就是以股權激勵為招牌，以證券市場為渠道，使國有資產逐步流向個人的過程，也是TCL的管理層獲取國有資產的過程。因此，TCL國有企業改制的成功，不是企業改革的成功，而是李東生及其公司高管層的成功，是MBO的成功。對于國家來說，則是國有資產的進一步流失。

從對格林柯爾、海爾與TCL三家國內家電業的炮轟質疑中，郎咸平得出的結論是：MBO不適合中國。對于這一結論，郎咸平分析說，目前我們這個社會太強調國企對高管人員的激勵機制不足，卻從未強調國企的高管人員應有的對國家和股民的信托責任，“所有人缺位”正在被大多數企業利用，成為侵蝕國有資產的理論武器。如此一來，在產權還未轉換時，國有企業老總就可以合法地做不好，一旦產權轉換成功又立刻能將企業做好，并且還打著產權改革的口號。這種一心一意地為自己謀取利益而侵吞國有資產的行為是十分惡劣的。最后，郎咸平開出了自己的藥方，即“停止以民營化為導向的產權改革”，在引入充分競爭的職業經理人市場淘汰機制的基礎上，通過高薪、激勵期權或少量持股等方式，對國有資產管理者進行激勵。

訴諸媒體，面向公眾，對眾多如日中天的大企業進行指名道姓地“攻擊”，此舉意味著郎咸平憑藉眾企業公開披露的財務數據，造好了一枚又一枚威力巨大、等待引爆的市場炮彈。炮彈“兵臨城下”，企業積極或消極的回應自然就成為眾媒體關注的焦點，也就為炮彈最終引爆創造了條件。在對企業指名道姓進行“攻擊”的同時，郎咸平還對國內學界炮制出來的以民營化為導向的產權改革理論基礎提出強烈質疑，從而為眾學界大腕參與本次論戰紛爭埋下伏筆。

“點炮圣手”顧雛軍

面對郎咸平造好等待引爆的三枚炮彈，海爾與TCL采取的是冷處理措施，即在私下或公開場合與郎咸平進行交流、溝通，讓威力巨大的市場攻擊炮彈變成了“啞炮”。如，在媒體記者圍追堵截中的海爾掌門人張瑞敏，對有關郎咸平質疑海爾的問題只是付之一笑。他說：“國有資產問題有國資委管著呢，我們只管做事——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管別人怎么說！”TCL的掌門人李東生更是與記者打起啞謎，他反問：“郎咸平是誰？”

與海爾、TCL的冷處理不同，顧雛軍從一開始就態度強硬。“告那家伙！”這句西洋人的口頭禪，2004年8月在顧雛軍這兒被付諸實踐。8月13日，郎咸平接到由顧雛軍委托的香港齊伯禮律師行送達的律師函。函中指出，郎在復旦大學的演講經《東方早報》、《香港商報》和新浪網站刊登轉載后，對顧造成了誹謗。因此，函中要求郎咸平必須采取如下行動：1.必須詳細書面匯報新浪網站和《香港商報》的報道是否正確地記錄了他的演講。2.如果新浪網站和《香港商報》沒有正確地記錄其演講，那么顧雛軍要求郎咸平完成下列行動：1)要求新浪從其網站撤掉該文，而且要公開予以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這些行動的證據給顧雛軍；2)要求《東方早報》發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這些行動的證據給顧雛軍；3)要求《香港商報》發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這些行動的證據給顧雛軍；4)給顧雛軍一份郎咸平的演講稿件。

面對措辭強硬的法律文書，郎咸平回應的是“三個絕不”的聲明：充分尊重媒體，媒體只要對演講進行公正負責任地報道，就不必與演講者內容完全相符，絕對不會要求媒體做任何形式道歉；絕對不會向顧雛軍披露自己的演講稿，請對方有空的時候自己去找；絕對不接受律師函所表達的那種財大氣粗、盛氣凌人、踐踏學術與自由的口氣。

針尖對麥芒的結果，自然是矛盾升級。2004年8月16日，顧雛軍向香港高等法院遞交訴訟狀，以個人名義指控郎咸平對其構成了“誹謗罪”。于是，郎咸平預制的市場攻擊炮彈得以初步引爆，“郎顧之爭”正式走向中國市場江湖的風口浪尖。

“集體失語”強刺激

之所以說“郎顧之爭”的炮彈在顧雛軍這兒只不過是初步引爆，是因為從郎咸平到顧雛軍，兩者盡管在攻守之中各有迂回——郎咸平的攻擊是從企業財務數據的個案推演至當前國家有關“國退民進”產權改革方向宏大敘事模式的質疑，顧雛軍則直接避開財務數據本身的鋒芒徑直拿“人身污蔑”說事，但最終呈現的格局卻是兩人點對點模式下個人恩怨的糾纏。從社會公眾和媒體的角度觀之，一句“相信法律會作出公正的裁決”足以讓眾多媒體關注消弭于無形之中。不過，恰在此時，《北京晨報》實習記者一句具有強刺激功效的國內經濟學家“集體失語”的追問，讓“郎顧之爭”徹底改變了方向。

2004年8月21日下午兩點，在北京圖書大廈一樓舉行《經濟學家茶座》出版4周年的讀者見面會上，一位神秘媒體人士突然發問：“對于近日備受媒體關注的‘郎顧公案’，國內經濟學家為什么‘集體失語’？”在場的趙曉警覺地問：“你是媒體的嗎？” 隨后，猝不及防的經濟學家們一番扭捏作態、推推搡搡之后，還是趙曉接過了擴大郎顧之爭“點炮戰果”的話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