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地方政府為何如此“關愛”凱恩集團

曹林(媒體從業人員)

一場公權與資本聯合起來恐嚇媒體的鬧劇就這樣結束了。對記者的全國通緝雖然只有短短一兩天，但已經制造出了打壓輿論、恐嚇記者的影響。正像當初郭臺銘起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案，以名譽侵權把記者告上法庭，并開出天價索賠。正如當初媒體所分析的，這樣的天價索賠訴訟，也許并非真想告倒媒體和記者，而是想借此向記者施加壓力，向媒體傳遞威脅，達到讓輿論噤若寒蟬的目的。

此次遂昌縣公安對記者的全國通緝雖然時間很短，也沒有抓到記者，但已經實現了企業恐嚇記者的目標：敢做我的負面報道，敢不順從我的意志，我有能力動用警力對你進行全國通緝。這紙通緝令，傳遞的就是這種赤裸裸的威脅和恐嚇——為了消除這份通緝令對輿論產生的寒蟬效應，有必要對充當企業“家丁”的警方以嚴厲的懲罰，起碼應該讓輿論看到這樣的結果：企業不僅實現不了威脅媒體的目的，亂發通緝令的人還會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

遂昌縣公安局的上級麗水市公安局判定通緝“不符合條件”，要求遂昌縣公安局向記者賠禮道歉——問題顯然不只道歉這么簡單。有關部門要深入調查的是，“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的罪名，既沒有充分的證據，也不符合基本的辦案程序，遂昌縣公安局何以會發出這個明顯不符合條件的拘留令和通緝令？僅僅因為適用法律錯誤、缺乏法律素養這么簡單嗎？是怎樣一種利益驅動，使警方放棄了法律原則而濫用權力打壓輿論呢？

辦案的邏輯起碼是這樣的。媒體披露了上市公司凱恩集團的“隱瞞的關聯交易”，警方當然應該首先去調查被曝光企業的問題，怎么反過來先去拘捕舉報者和曝光者了？即使當事企業向警方報警稱商業信譽被損害了，警方也應該依法對雙方進行調查，進行充分的采證，而不是像這樣急吼吼地就對記者進行全國通緝。公安局是公權機構，應該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場上為公眾服務，而不是為企業服務，淪為受企業擺布、企業讓抓誰就抓誰的“家丁”。

警方與企業到底是什么關系？當事企業凱恩集團無意中已經透露了一點兒秘密。前天央視新聞頻道就記者被通緝一事采訪凱恩集團的一個主任，記者問：“既然凱恩集團認為記者的報道不實，可以到法院起訴，為什么采取讓公安局全國通緝記者呢？”這個主任說：“我們把情況反映給遂昌縣政府，他們就直接讓公安局通緝了，我們是當地的明星企業，這是顯示當地政府對我們的關愛吧。”

原來不只公安局的事，地方政府也參與其中，這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凱恩集團是當地的納稅大戶，為政府的GDP政績增光很多，保護本地作為納稅大戶的明星企業，這已經是各地的潛規則了。公眾已經看到過有地方政府專門開會并發布“會議紀要”，力挺被上級環保部門勒令關停的排污企業開工；也見過地方領導動用公檢法的力量，替嚴重違法的明星企業保駕護航和遮羞護短。“我們是當地明星企業，這是顯示當地政府對我們的關愛”——無意中透露的秘密顯示，地方保護主義甚囂塵上，某些政府已經成為企業的“保護傘”，當地警察淪為企業“家丁”就是理所當然了。

地方保護倒不是最嚴重的，我更擔心，某些地方政府和警方與企業有著更隱秘和見不得人的利益關系。許多類似的案件都顯示，不是領導拿了企業的錢，就是警察與公司有著曖昧的交易。不然很難解釋，警方何以那么不顧輿論壓力和冒天下之大不韙地沖在替企業辦事、為企業教訓記者的前面，甘當老板馬前卒，甘當企業的“家丁”。

所以，通緝不是一撤銷就能了事，問題也不是賠禮道歉就可以遮掩的。應該對警方與企業、政府和企業的關系進行調查，給公眾、媒體、受到通緝恐嚇的記者一個清楚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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