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商主義時代站在記者一邊

2010年07月31日 00:49經濟觀察報【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秋風

在這個盛世中國，記者是一個高風險行業。

7月28日，南京發生化工廠爆炸事件，江蘇電視臺城市頻道直播該事故現場，連線記者在介紹搶救進展時，被一名官員堵住鏡頭，逼問“哪個讓你直播的？”在官員的阻止下，連線記者無奈中斷了直播。

這位記者是比較幸運的，重慶晨報的三名記者就沒有這么幸運了。6月底，有兩位記者在QQ群就希爾頓酒店被查一事進行了“不當討論”，重慶晨報網站工作人員廖異在網站發表了希爾頓被查的“不當言論”，皆被重慶警方帶走調查。

在這兩個事件中，認為自己遭到冒犯的權力部門直接對記者出手，輕重不一，態度相同。最近還發生了另外兩個事件，則顯示當代中國記者面臨著雙重壓力。

《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因為連續刊發位于浙江省遂昌縣的上市公司凱恩股份某些新聞，被遂昌縣公安局以“涉嫌損害公司商業信譽”為名，列為刑拘在逃人員，進行網上通緝。浙江省公安局介入后，遂昌縣所在的麗水市公安局責令遂昌縣公安局依法撤銷2010年7月23日對《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采取刑事拘留的決定，并指出，遂昌縣公安局的決定“不符合法定條件”。

與此相關的是，據媒體報道，不認識仇子明、也不認識凱恩股份人員的公民，杭州市紫晶置業公司財務總監翁安余，因在網絡上轉發仇子明有關凱恩集團的報道，而被杭州警方帶走，并被迅速移交遂昌警方。7月29日，翁被取保候審。

但這并不是記者遭到非法侵害的唯一案例。媒體報道，7月27日，《第一財經日報》參與報道紫金礦業污染事件的記者邵芳卿家屬駕車，駕駛室門被人撞爛，所幸大人小孩有驚無傷。同日，與其并肩揭開紫金礦業公關記者黑幕的《中國青年報》記者陳強家屬的車輛也被撞，所幸也沒受傷。這兩個事件純屬巧合嗎？

在這兩起事件中，遭到媒體揭露性或者批評性報道的，都是地方的上市公司。媒體已經清楚地揭示，紫金礦業與福建上杭縣各個權力機關之間，存在錯綜復雜而十分緊密的關系。也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政商合謀網絡，這家公司可以在多年時間中放肆地制造污染。同樣，根據仇子明的報道，凱恩股份實際控制人王白浪與遂昌縣方方面面關系十分緊密，因而能夠在集團改制過程中上下其手。

總之，從公的方面說，這兩家上市公司作為地方經濟的活躍主體，得到政府悉心呵護，公司可以為官員們創造好看的GDP政績；從私的方面說，這兩家公司與官員個人之間存在復雜的利益輸送管道。于公、于私，政府與企業、權力與商業之間相互依賴，形影不離。

這種情形似乎相當普遍。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在種種制度因素作用下，出現了地方政府之間競爭的現象，實質是地方政府主政官員圍繞著GDP、稅收等政績指標而在上級面前展開錦標賽。各級官員都有“親商、安商、富商”心態，各級政府都形成了“親商、安商、富商”的政策體系。凱恩股份與遂昌縣、紫金礦業與上杭縣的親密關系，不過是這種重商主義體制的兩個縮影。

當有人，比如說記者，試圖揭開這套體制的帷幕的時候，政商合作體系就會密切配合，擺平那些不識趣的攪局者。

首先是商人出面，直接進行金錢收買。當代中國商人普遍是金錢拜物教徒，他們總是把記者理解為自己和官員的同類，相信用金錢就可以擺平他們。仇子明發表第二篇報道后，新聞報道中的主角、凱恩集團實際負責人王白浪多次打電話給記者，要求見面，被記者拒絕。爾后又電話記者的直接領導，提出溝通要求，也被拒絕。之后，王白浪通過媒體中間人暗示，可否通過私下交易，不再后續報道。《經濟觀察報》拒絕了王白浪中間人的撮合。

驚人相似的是，前往福建上杭縣采訪紫金礦業污染事故的多家媒體記者表示，他們在采訪期間均遭遇了紫金礦業的公關。一家財經類雜志駐福建記者站的站長稱，站里7月七八日收到一筆6萬元匯款，經查是紫金礦業匯來的。當然，愿意拿出“封口費”的企業所在多有。

當金錢收買無效之后，躲在后面的權力就會適時出動。上杭縣政府可以幫助紫金礦業壓制那些維護自身權益的污染受害者，遂昌縣公安局則可以積極地用刑事手段對付報道凱恩股份的記者。而剛剛鬧得沸沸揚揚的富士康，也曾經得到權力機關的照顧：2006年6月15日和22日，《第一財經日報》刊發了記者王佑的兩篇報道，內容涉及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廠普遍存在工人“超時加班”問題。富士康認為報道不實，侵害其名譽權，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王佑和報紙編委翁寶，要求王佑和翁寶分別賠償2000萬元和1000萬元，并提出財產保全請求。而深圳市中級法院果然立刻滿足了富士康的要求，果斷地查封了兩名記者的房產、汽車和存款。

凡此種種情節驚人相似的事件，令人憂懼。商業與權力緊密配合、壓制新聞記者的現象，令人不能不懷疑，當代中國社會已經陷入某種結構性僵局之中。政府權力不受約束固然令人恐懼，資本肆無忌憚也令人厭惡，兩者結合，則顯然會讓一個社會完全喪失向上的可能性。

不過，仇子明、邵芳卿、陳強、王佑等記者，也讓人看到了打破這種固化結構的可能性。一位美國學者說，民主的運轉需要一個“不可愛的新聞界”，但其實，任何一個現代社會，要維持其社會的正常運轉，要防止權力的濫用，不論是政府的強制性權力，還是那些與權力勾結的商業的準強制性力量，都需要一個“不可愛的新聞界”。

當代中國社會尤其如此。這里并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社會”，公民并沒有有效的組織，因此，即便他們知道，腐敗、權力濫用無所不在，也沒有辦法調查和對抗。在公民政治匱乏的背景下，記者的力量就顯得異常寶貴，即便這力量本身十分微弱。因為，新聞記者們可以利用其專業利器，刺入權力、商業腐敗的肌體，把腐敗公之于眾，并且把公眾分散的情緒、感覺、意見，匯集、凝聚成為能夠引起廣泛關注的公共輿論事件。這樣的輿論，或許可以讓這個僵固的體制略微搖動一下，讓它能夠略微面向民眾的呼聲解決問題，哪怕只是非常局部地解決一丁點兒問題。如果說中國的公共治理在過去十幾年來還有那么一點點改進的話，不可愛的新聞界所發揮的作用肯定是最為巨大的。

在這種情況下，全社會，尤其是那些希望這個社會向上掙扎的人們，都有十二分的理由呵護新聞界。事實上，也正是在來自方方面面的輿論的壓力下，仇子明被解除了莫須有的罪名。社會對新聞界的呵護，也是他們人身安全最大的保護。社會保護了新聞記者，新聞記者也就可以更為有效地發揮其撼動僵固的社會結構、拉動社會艱難前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