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信用評級下調引發全球金融動蕩 中國應苦練法律內功

2011年08月13日 08:34
來源：法制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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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杜曉 本報實習生李媛

樹欲靜而風不止。美國債務危機一觸即發，近期的國際資本市場正面臨著后金融危機時代以來最大的動蕩。

業內專家認為，中國在面臨此輪債務危機時，不必過于恐慌，不過，仍然要不斷查補自身在經濟發展中的漏洞，不斷完善相關法律以防范金融危機，保證金融安全。

“國家信用崩塌”引債務危機

上周，全球金融市場經歷了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最為慘痛的一周。道瓊斯指數累計跌幅達5.8%，標準普爾500種股票指數跌幅7.2%，納斯達克指數更跌去了8.1%。同時，原油價格大幅下跌11%，美元及非美元的匯率大幅波動。

但是最嚴重的打擊還不在于此。

8月6日，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公司當地時間5日晚突然對外宣布，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A”下調一級至“AA+”。而在今年4月18日，標準普爾把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前景展望由“穩定”下調為“負面”，維持主權信用評級不變。

據了解，創立于1860年的標準普爾是世界權威金融分析機構，主要為投資者提供信用評級、獨立分析研究、投資咨詢等服務。1975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認可標準普爾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或稱“NRSRO”。

標準普爾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激起千層浪，盡管美國依然“牛氣”，美國總統奧巴馬也發表電視講話稱“美國一直并且將始終是AAA國家”，但是恐慌情緒猶如病毒一般擴散，全球股市一片哀鴻。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研究員易憲容將美國此次評級下調稱之為“國家信用崩塌”。他對《法制日報》記者分析說，金融就是對信用的風險定價，它的功能就在于能夠把經濟主體的主觀信用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如果這種信用一旦使用過度或超過了合理邊界，金融市場將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從歷史上看，金融危機無外乎都是信用過度擴張的結果。

“2008年金融危機后，歐美國家的信用擴張主要以國家信用擴張的方式來進行，而不是像以前那樣以市場信用擴張的方式來進行。因此，當信用擴張邊界遠遠超過實體經濟需要或超過合理性邊界時，泛濫的流動性一定會推高各種資產的價格，潛在金融風險隨時都可能爆發。”易憲容說，標準普爾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是對美國國家信用的一種重新定價。這種舉動對全球金融市場的沖擊不可低估也不要過度夸大。目前最受關注的是美國國家信用危機是否對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造成巨大沖擊，是否會改變美國負債經濟的增長模式。這兩大方面的變化將決定美國未來經濟發展及全球經濟何時才能真正走出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的困境。

事實上，此輪債務危機源自歐美國家一貫舉債度日的經濟發展模式。2008年金融危機后，更是將“債”本主義推向了極致。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美國之所以能夠長久保持AAA評級，是因為美國可以印錢還債。如果沒有這個“特權”，美國可能早就降到B級了。不過，美國如果一味用印美元來解決問題，只會繼續透支美國的國家信用，美元也難以維系現有地位。

郭田勇說，歐美各國正面臨一個兩難的債務困局:既要舉債刺激經濟，又要還債緩解債務危機。而且，如果刺激經濟效果不佳，債務就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多，以致國家無法負擔。如果不能找到借債和經濟增長的平衡，美國很可能會走上“不歸路”。

“債務危機的根本問題是經濟增長放緩。自從2000年以后，美國依賴過度、不合理的金融創新來拉動經濟增長，這是爆發金融危機也是引發本次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與美國過度依賴金融拉動經濟增長不同，高福利政策是拖垮歐洲國家的主要原因。由于歐洲國家實體經濟的活力不如美國，加上高福利的重擔，歐洲發生債務危機不可避免。”郭田勇說。

中國不必對債務危機過于焦慮

毫無疑問，在經濟全球化日趨擴展的今天，此輪歐美債務危機與我國的關系甚為密切。

《法制日報》記者通過多方聯系，輾轉從近日銀行業主管部門對北京各大銀行召開的一次通氣會中獲悉，在我國管理部門看來，當前的主權債務問題仍是制約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不確定因素。一方面，歐債危機的徹底解決仍將是一個曲折的過程；另一方面，美債違約問題也成為國際市場焦點。“美國此輪經濟復蘇將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這次會議進一步指出，雖然在最后時刻，美國國會兩黨就提高債務問題上限達成一致，但考慮到美國高達14萬多億美元的聯邦公債，單純依靠“借新還舊”并不能從根本上改善美國財政狀況，債務危機的風險依然存在。

易憲容認為，對于中國而言，債務危機的影響首先表現在，給國際市場增加不確定性及風險，將沖擊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對外投資決策與現有經濟政策。因為美國債務危機引發的全球性危機，可能導致美歐經濟出現第二次衰退。為應對這種不確定性，我國可能不得不重新評估國際經濟形勢，相應地調整政策。盡管這次調整不會如2008年下半年那樣出現政策逆轉，或出臺重大救市政策。但必須警惕的是，對于占中國出口比重58%以上的歐美市場來說，如果其經濟衰落，那么將嚴重影響到中國的出口，繼而影響我們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而且這次危機不比2008年，國內房地產的風險已不允許再利用房地產作為救市的工具。

“其次，標準普爾對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的下調，是對美國主權信用進行重新定價。在這種情況下，既會改變美元的匯價水平，也會增加美國政府對外融資的成本。而任何美元匯率價格的波動，都會導致國際市場經濟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融資成本的高低則關系到企業及經濟活力。”易憲容說。

北京大學風險投資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委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經濟學者馬光遠則認為，對于此次債務危機，中國不必過于焦慮。

“危機不僅沒有干擾中國經濟的正常進程，反而給了中國一次修正錯誤的機會。在歐美經濟全面放緩的情況下，我們也可以放慢自己的腳步，將主要精力放到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和刺激民間投資等重大問題上來。對中國經濟而言，這樣的機遇并不多。”馬光遠說。

尊重企業商法自治應對風險

在此輪債務危機發軔之初，國務院即召開常務會議分析當前國際金融形勢，研究制定應對措施，維護我國經濟和金融安全。會議指出，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出現急劇動蕩，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呈上升趨勢。我們要冷靜觀察，沉著應對，做好防范風險的準備。

“我們注意到，對近期爆發的美債危機，國務院常務會議并沒有拿出具體的‘救市計劃’，而只是以‘冷靜觀察，沉著應對’8個字來應對，這無疑是明智而正確的選擇。我們萬不可因為國際上的一點風吹草動就輕易放棄既定的‘調結構，促改革，轉變發展方式’的大計，陷入再一次‘保增長’的誤區。”馬光遠說，對中國而言，沉下心來著力解決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做好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推動關鍵領域的改革，就是對全球最好的貢獻。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認為，從過去的經驗來看，要避免國際市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陰影，離不開政府干預；即使亞洲金融危機過去了，仍然要充分發揮政府干預的積極作用。但問題在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范圍，如何處理好政府干預這只“有形的手”與市場機制這只“無形的手”之間的關系，如何規范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行為。如果片面強調政府干預萬能論，不注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一味縱容、鼓勵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精神的干預行為，不僅會阻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建立，而且會加劇和推動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腐敗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隱患；過多過濫的審批本身就是金融風險。”劉俊海說。

劉俊海認為，不僅是針對此輪債務危機，在今后應對各類金融風險、保證金融安全時，都應該加強法律的防范功能。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法律形式必須遵循以下原則:尊重企業商法自治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保護企業公平競爭與公正交易應有秩序；促成企業享受法定權利和利益。而在經濟行政權的行使中，則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權尊重四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