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債務危機對中國的警示

2011年08月26日 10:08
來源：理財一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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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研究員

財政研究室主任

美國國債上限之爭最終沒帶來違約問題，但國債風險因此備受各界關注。標準普爾調低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助長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對于美債，評級機構確實只是在發揮溫度計功能。美國副總統拜登訪華，為美國國債打氣。明眼人都清楚，美國國債名義上一定會還，但問題是債權人拿到的會是什么樣的美元。美國如果持續推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那么美元貶值就是大概率事件。

我們需要反思的是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到底發生了什么問題。為什么我們的分析經常充滿了矛盾？國際分工中，處于利益鏈最高層的美國，按理說得到了最多的紅利，那么，它為什么又會陷入如此境地呢？有人說，如果美國能像中國那樣征稅，那么美國就不可能發生債務危機，因為美國是民富國窮。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作為美國中堅力量的中產階級的口袋在不斷地縮水。雖然巴菲特等富人在呼吁美國政府對他們課稅,但問題是，不是所有富人都這么想。要不然一直不主張對富人加稅的共和黨人早就順水推舟了。

近年來，關于加快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對策可謂多如牛毛。多數對策有一個共同點，即要提高居民消費占比。消費太少了，不利于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消費太少了，30年經濟增長奇跡的好處，最后都變成了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享受，中國自己只留下了一些可能不斷貶值的債券。因此，提高居民消費比重勢在必行。可是，消費占比高最多只能算是表面文章。那么多消費占比高的發達國家的宏觀經濟都出現問題了，難道我們就一定要以這樣的國家為模仿對象嗎？模仿下去，結果很可能是，舊問題沒解決，新問題又來了。到那個時候，新賬舊賬一起算，我們還能受得了嗎？

當然，經濟發展過程如果不伴隨消費的擴大，那么這樣的發展確實很難讓人民普遍受益。但是，消費的擴大是一個過程。僅以個人而言，收入水平沒上去，若一定要擴大消費，惟有透支一條路。如此擴大消費，顯然不是辦法。鼓勵消費政策，至少從1998年就開始了。但是，擴大內需政策的落實，可謂困難重重。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收入水平增長緩慢、間接稅稅負太重等等，都嚴重困擾著消費的增長。擴大消費，需要做的事很多。關鍵是如何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簡單地模仿消費，并不能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

美國債務問題提醒我們，若政府債務處理不當，照樣可能給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嚴重的傷害。發行公債容易上癮。這不是什么新論調。只不過凱恩斯主義摧毀了傳統的債務觀，人們逐漸接受了“借新債還舊債”的做法，結果是政府債臺高筑，債務上限屢被突破。在經濟的正常運行時期，一切都正常進行。一旦經濟遭遇沖擊，債務問題馬上就會暴露無遺。

顯然，時下中國的債務規模還不足以帶來債務危機。審計署公布了10.7萬億元地方政府性債務，且不說這些政府性債務不一定會形成政府的直接債務負擔，就是將10.7萬億元與大約7萬億元的國債余額直接相加，也完全在中國經濟和政府可支配財力的承受范圍之內。外界對中國地方債的惡炒，或因為不了解中國具體情況；或為商業利益所致，為了“做空中國”；或為政治利益考量，為了讓本國人民看到本國所遭遇的債務問題就連經濟強勁的中國也是如此，其政治人物從而“金蟬脫殼”。只要我們自己清楚地方政府性債務的實際情況，通過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的調整，改變財權、財力與事權不夠匹配的現狀，遏制住地方政府性債務非理性增長的勢頭，那么中國債務是不會有問題的，更不會因此導致所謂的經濟“硬著陸”。

不單單是美國債務問題在提醒我們，歐洲主權國家債務危機也在發出警示。中國的發展不能過多地依靠政府債務融資。歐債危機不僅僅是外圍的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歐豬五國”的了，它已經向西班牙等較為核心的國家蔓延。歐洲主權國家債務危機說到底是赤字與公債標準不被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所遵守的問題。應該反思的是赤字率和國債負擔率為何屢被突破這樣的問題。

歐美政治決策程序決定了擴大支出的政策容易得到政治人物的支持，增加收入的措施卻不容易通過。這種決策程序有其優越性，但客觀上也帶來了嚴重的赤字與公債問題，最終將國家拖入了金融危機的深淵。實際上，稅收已給了各國政府一個大致的活動空間。大規模突破必然帶來問題，就像路上行車，車距至關重要，不少追尾事件的發生都是因為不遵守車距規定。

透過歐美債務亂象，我們應更多地關注中國發展定位問題。若經濟社會這個大系統要正常運轉，就必須保證各個子系統內部的正常運轉。個人、企業與政府，都不能例外。“借新債還舊債”的思維在恰當的時候也需要調整，畢竟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