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地震和海嘯引發的福島核電站危機已持續了兩個多月,但至今仍未能有效制止核泄漏。各相關部門的拖沓、關鍵時刻掉鏈子,已在日本國內外招致天怒人怨,坐在火山口上的東京電力公司更為千夫所指。而導致出現這種糟糕局面的重要原因,是政出多門的日本安全體制。各個機構非但未能形成合力,反而是相互扯皮,彼此掣肘,從而大大影響救災效率。
地震發生后,根據相關法律,日本政府在幾小時后就組建了核災害對策本部,即核事故救災指揮部,由菅直人首相擔任總指揮,經濟產業大臣海江田萬里擔任副總指揮(因電力歸經濟產業省管轄),所有內閣成員均為指揮部成員。該指揮部通過經濟產業省下屬的“核安全保安院”監管東京電力公司,并發布相關指示,這樣該保安院就自然成為指揮部的秘書處。但該保安院卻是對內閣府下屬的原子能安全委員會負責,向其匯報工作,然后再由該委員會向指揮部建言獻策,同時該委員會對保安院負有監管職責。
但幾天下來,核事故非但未能趨于緩解,反而呈日漸加重趨勢。于是,在原有的救災指揮體系之外,又在東京電力公司內成立了“福島核電站事故對策綜合本部”。從名稱來看,只是比前一個指揮部更具體。從架構來看,該本部還有東京電力公司的高管加入,因為涉及與該公司協調指揮救災,其本部長也同樣由菅直人出任,副本部長除了經濟產業大臣外,還有東京電力公司的社長(后來改為董事長)。秘書長分別由首相助理和東京電力公司的常務董事擔任。4月1日,該本部又進行了改組,在本部下面設立了6個具體的工作小組,包括中長期對策小組、取出和轉運放射性燃料小組、遙控小組、長期冷卻架構小組、回收和處理被輻射水體小組和環境影響小組。由此可見,該本部的對策范圍非常明確,僅限于福島核電站之內。該本部對東京電力公司只能提出建議而不具備監管職責,當然東京電力公司也必須向該本部匯報救災進展。但是該本部并無決策權,主要是通過各工作小組研究,然后將研究結果向菅直人首相和內閣匯報。所以,雖然事故對策綜合本部與東京電力公司并案辦公,但具體如何救災卻是公司的事。因為按照現行的法律框架,政府是不能越俎代庖代行救災指揮權的。而這兩個本部之間只有合作關系。所不同的是,后者還要接受美國核安全委員會的相關建議。
尤其是負責具體救災事務的后一個機構成立后,其組織架構和人員如走馬燈般地更換,連相關的報告都無暇撰寫。在該本部的網站上,對其工作內容和職能也是語焉不詳。
日本負責核安全的最高機構就是前面提及的原子能安全委員會。該委員會具有通過首相向各相關政府部門提出建議的權限。一旦發生核安全事故,該委員會應立即召集5名委員和40名調查委員組成一個消除核事故的建言獻策機構,以便供首相決策參考。除了固定的5名委員以外,還有原子能領域的300位各具體領域的專家作為其專業委員。其秘書處則有約100名來自政府各部門的工作人員。
但在3月11日發生大地震的當天,雖然原子能安全委員會竭盡全力,但大多數調查委員都未能聯系上。由于當天東京的交通體系處于癱瘓狀態,應急前往該委員會報到的只有寥寥數人。根據日本的相關法律規定,具體負責救災的相關人員應在現場工作,而原子能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進入現場卻是在震后的37天。對此,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委員長在4月27日的眾議院會議上被迫做了檢討。
直屬經濟產業省管轄、接受原子能安全委員會監管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成立于2001年,除了核能以外,保安院還負責電力和煤氣的安全生產和供應。在其800名員工中,負責核能這一塊的員工多達460人。作為應對核事故的樞紐部門,在事故發生后當然應該在第一線具體指揮應對事故宜。但實際上,在事故發生一周后,被派往福島一號核電站的該保安院7名工作人員,居然離開事故現場而轉至福島市區,至于具體的救災信息完全任由東京電力公司提供。
從各自的職能分工來看,保安院是應該向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匯報工作和提供信息的,然后接受委員會的相關指示。但實際上原子能安全委員會的許多信息并非來自保安院,而是來自媒體。顯而易見,這兩家沒有直接隸屬管轄的機構之間的溝通相當不夠。有鑒于此,經濟產業大臣認為保安院應與經濟產業省脫鉤,成為一家獨立機構,從而與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形成有機的整合。
在福島核電站事故升至最高的7級后,4月17日東京電力公司才向國內外公布了其控制事故的路線圖,也就是力爭在6至9個月后控制放射性物質的泄漏。雖然菅直人首相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各相關部門全力以赴,通力合作,這一目標完全可能實現。但連許多日本的專家都認為,這一路線圖只不過是畫餅充饑而已。
疊床架屋、煩瑣累贅的體制如此誤事,但日本人卻無暇哀之。這正是福島核危機遲遲無法得到有效控制的悲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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