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這個決定是英明的。現(xiàn)在我想進一步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多層次資本市場是否對每個投資人都是公平準入的？

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從構建和諧社會的公平本質出發(fā)，我們應該允許老百姓在各個層次參與資本市場。我國資本市場長期以來對外是開放的，對內是有等級區(qū)別的，普通投資人只能購買流通的A、B股，或者購買開發(fā)商銷售的房產(chǎn)。

可能有人會說中國的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不夠，我認為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從機會的準入角度來看，外資比中國老百姓在中國市場有更多的參與機會。具體來看：高盛公司在135年歷史中，單筆最盈利投資項目是以每股一元多價格購買的中國工商銀行股票。面對這樣好的投資機會，我國投資大眾有機會參與嗎？沒有。原因呢？為了保護老百姓，防范風險。難道每股1元多的工商銀行法人股有風險，而事隔1年讓老百姓以每股6元多價格去買工商銀行流通股反而沒有風險，或者風險小了？肯定不是這樣的。

當然，如果換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把工行股改時期的投資機會留給海外金融機構，而不是留給全國百姓，這個決定可能是正確的，因為這有利于維護中美關系的穩(wěn)定。

每次中國大型國有商業(yè)銀行的高管出來對媒體講話時，總會提到海外投資人給銀行帶來了巨大變化，提升了銀行管理體系等等。恕我直言，我多少也算半個業(yè)內人士了，而我了解到的情況可并不都是這樣光明的。

我不認為這些銀行高管的解釋能夠說服我接受向外資定向發(fā)行時的低價。這些外資機構頂多派出一些人員參與管理，最多不過幾十個人。如果這幾十個人來到工行，就能夠使工行的市值一躍而超越花旗銀行，那花旗真該高價聘請這幾十號人回美國去了。多種跡象顯示，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我們的銀行還在沿用過去的管理體制，外資派來的人員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司控制權。巴菲特說過：“turnaround seldom turns”(大逆轉很少發(fā)生)，我們不要指望外資派來幾個人就能夠提升我國銀行的經(jīng)營模式。

我曾與和某國內銀行的高管交談過一次，他抱怨外資銀行帶來的風險評估軟件不適應中國國清，導致評估結果是一個經(jīng)營比較差的企業(yè)獲得更高評級。他不愿這樣教條地接受這個結果。說實話，至少到目前為止，外資并沒有給我國銀行帶來多少有價值的東西，即便有，也不足以解釋從1元到6元的漲幅。這個問題就轉移成為另外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老百姓只能在高位買這些資產(chǎn)呢？H股在1000點左右徘徊時，國家嚴打那些去香港炒股的內地賬戶，等到H股漲到10000點的時候，國家開始放行港股直通車了。B股的情況也差不多，至今有許多投資人還耿耿于懷地談論起2000年對境內居民開放B股使得外資在高位出貨，被套牢的國內投資人有的到現(xiàn)在還沒有解套。

看看我國普通老百姓的實際問題：CPI越走越高，而投資品種卻也只有股票和房子。至今，我國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允許設立一個面向中小散戶募集的產(chǎn)業(yè)投資基金，中小散戶只能繼續(xù)認購A股基金。天津的渤海產(chǎn)業(yè)基金只對國內外的大機構開放，產(chǎn)業(yè)基金可以先期介入那些有上市潛力的公司，待其上市之后，拋出獲利。不過，這樣的投資收益目前在中國，只有外資（含個人）和國內機構可以獲得。本來已經(jīng)有國內機構想到用信托這個工具，向老百姓開放產(chǎn)業(yè)投資，但是現(xiàn)在這個做法已經(jīng)被證明在中國現(xiàn)有法規(guī)框架下行不通。聯(lián)想到前幾年有深圳的白領想自己集資建房，屢屢無果而終，老百姓只能買開發(fā)商售出的房產(chǎn)。

為什么我們對外資總是那么公平？對國內機構總是那么優(yōu)惠，而普通百姓則只能參與資本市場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也就是機構套現(xiàn)的流通市場？難道一次大的調整套牢大多數(shù)普通股民是我們愿意看到的嗎？當然不是，我們是不是該加快修改有關的法律法規(guī)，鼓勵國內有資質的投資銀行為老百姓參與到多層次資本市場而創(chuàng)新各種新產(chǎn)品呢？

一個讓中國全體老百姓有公平機會參與的多層次資本市場，不僅是完善資本市場的基本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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