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這個決定是英明的。現在我想進一步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多層次資本市場是否對每個投資人都是公平準入的？

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從構建和諧社會的公平本質出發，我們應該允許老百姓在各個層次參與資本市場。我國資本市場長期以來對外是開放的，對內是有等級區別的，普通投資人只能購買流通的A、B股，或者購買開發商銷售的房產。

可能有人會說中國的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不夠，我認為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從機會的準入角度來看，外資比中國老百姓在中國市場有更多的參與機會。具體來看：高盛公司在135年歷史中，單筆最盈利投資項目是以每股一元多價格購買的中國工商銀行股票。面對這樣好的投資機會，我國投資大眾有機會參與嗎？沒有。原因呢？為了保護老百姓，防范風險。難道每股1元多的工商銀行法人股有風險，而事隔1年讓老百姓以每股6元多價格去買工商銀行流通股反而沒有風險，或者風險小了？肯定不是這樣的。

當然，如果換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把工行股改時期的投資機會留給海外金融機構，而不是留給全國百姓，這個決定可能是正確的，因為這有利于維護中美關系的穩定。

每次中國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的高管出來對媒體講話時，總會提到海外投資人給銀行帶來了巨大變化，提升了銀行管理體系等等。恕我直言，我多少也算半個業內人士了，而我了解到的情況可并不都是這樣光明的。

我不認為這些銀行高管的解釋能夠說服我接受向外資定向發行時的低價。這些外資機構頂多派出一些人員參與管理，最多不過幾十個人。如果這幾十個人來到工行，就能夠使工行的市值一躍而超越花旗銀行，那花旗真該高價聘請這幾十號人回美國去了。多種跡象顯示，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銀行還在沿用過去的管理體制，外資派來的人員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司控制權。巴菲特說過：“turnaround seldom turns”(大逆轉很少發生)，我們不要指望外資派來幾個人就能夠提升我國銀行的經營模式。

我曾與和某國內銀行的高管交談過一次，他抱怨外資銀行帶來的風險評估軟件不適應中國國清，導致評估結果是一個經營比較差的企業獲得更高評級。他不愿這樣教條地接受這個結果。說實話，至少到目前為止，外資并沒有給我國銀行帶來多少有價值的東西，即便有，也不足以解釋從1元到6元的漲幅。這個問題就轉移成為另外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老百姓只能在高位買這些資產呢？H股在1000點左右徘徊時，國家嚴打那些去香港炒股的內地賬戶，等到H股漲到10000點的時候，國家開始放行港股直通車了。B股的情況也差不多，至今有許多投資人還耿耿于懷地談論起2000年對境內居民開放B股使得外資在高位出貨，被套牢的國內投資人有的到現在還沒有解套。

看看我國普通老百姓的實際問題：CPI越走越高，而投資品種卻也只有股票和房子。至今，我國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允許設立一個面向中小散戶募集的產業投資基金，中小散戶只能繼續認購A股基金。天津的渤海產業基金只對國內外的大機構開放，產業基金可以先期介入那些有上市潛力的公司，待其上市之后，拋出獲利。不過，這樣的投資收益目前在中國，只有外資（含個人）和國內機構可以獲得。本來已經有國內機構想到用信托這個工具，向老百姓開放產業投資，但是現在這個做法已經被證明在中國現有法規框架下行不通。聯想到前幾年有深圳的白領想自己集資建房，屢屢無果而終，老百姓只能買開發商售出的房產。

為什么我們對外資總是那么公平？對國內機構總是那么優惠，而普通百姓則只能參與資本市場的最后一個環節，也就是機構套現的流通市場？難道一次大的調整套牢大多數普通股民是我們愿意看到的嗎？當然不是，我們是不是該加快修改有關的法律法規，鼓勵國內有資質的投資銀行為老百姓參與到多層次資本市場而創新各種新產品呢？

一個讓中國全體老百姓有公平機會參與的多層次資本市場，不僅是完善資本市場的基本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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