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5)

2008年12月03日 14:45
來源：環球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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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

我們在學術思想上收獲了什么？

1977年的一個晚上，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賽奇(Tony.Saich)在南京大學當留學生。一個老師興沖沖地跑進他的宿舍，說：“托尼·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肯定讓你很高興……”

“我知道，鄧小平恢復職位了是不是？”

“啊，你怎么知道的？”

“我聽了BBC。

那個時候，他聽到身邊的中國人都在興奮地談論：鄧小平回來了！鄧小平是個搞經濟的能手，大家會漲工資，下鄉的知青會很快返城與家人團聚，政治斗爭會結束。

而在大洋彼岸，一個年輕學者正籌劃著研究中國的方法。1979年，張五常開始跟進中國的發展，時疏時密，沒有中斷過。上世紀80年代冬天，張五常窩縮在首鋼工人宿舍里，大冬天的晚上，張五常一個人黑燈瞎火地摸索著在簡易公廁里方便，一邊想著怎么為國家出謀劃策，一邊還得小心提防著：“喲，這黑燈瞎火的，掉下去怎么辦？”

鄧小平經濟理論

原四川省委書記、中央委員杜星垣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我一向酷愛馬的神駿。知道嗎？就在20年前的那個馬年，1978年，中國沖破枷鎖，走出陰影，像盤古那樣，高舉著改革的巨斧，開天辟地，分明混沌，給中國人民一個充滿希望的新天地。在我腦子里，最難忘的就是小平同志在會議閉幕式上講的‘現在我們最大的政治就是把經濟搞上去’這句話。此言一出，我們嘩嘩嘩拼命鼓掌。

賽奇、杜星垣的激動不無道理，鄧小平提出的鄧小平理論，關于經濟和經濟學的論述，占據了很大的篇幅，形成了獨特的政治經濟學理論。

鄧小平說，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是這么個評價的。”（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83頁。）

鄧小平新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經濟體制論和第一生產力論。其中經濟體制論是鄧小平新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理論支柱，也最能體現他的新政治經濟學的獨創性。

薄一波說：“長時間內，只是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模式內做改進、調整的文章，只是圍繞‘放權’與‘收權’打圈子。”（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830～831頁。）鄧小平的經濟體制理論，在根本上回避了“打圈子。的問題。

鄧小平認為，在既定的基本經濟制度下，生產力發展得快一點或慢一點，主要取決于經濟體制。鄧小平說，“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注：《鄧小平文遜第3卷第370頁。）

“除了歷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經濟方面來說，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經濟體制上形成了一種同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僵化的模式。嚴重壓抑了企業和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本來應該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鄧小平總結了社會主義的實踐，揭示了在既定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經濟體制對生產力的發展具有決定的作用，提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的原理。鄧小平指出：“要發展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注：《鄧小平文遜第3卷，第138頁。）鄧小平總結了

鄧小平說：“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如何解決？解決得好，對經濟發展很有利，解決不好，就會糟。”（注：《鄧小平文遜第3卷，第17頁。）

早在1979年12月26日，他在會見美國和加拿大客人談話中就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只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6頁。）

《中國的經濟制度》

張五常認為，西方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沒有大時代轉變寫不出來的大作只三件。其一是市場與國際貿易的興起惹來管制，亞當·斯密1776年發表《國富論》。其二是大資本家的出現惹來貧富分化，馬克思1867年發表《資本論》。其三是金融業的興起惹來大蕭條，凱恩斯1936年發表《通論》

張五常認為，“你要能夠解釋中國，就能夠解釋這個大時代的轉變，解釋不了中國，就不能解釋這個大時代。” 對中國經濟轉型的貼身觀察，讓張五常作出了理論上的重大創新。

張五常說：“我是1997年才驚覺到中國經濟制度的重點是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史無先例。當然，地區競爭某種程度上在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國的是一種特別的生意競爭，外國沒有出現過。

“我要到2003年才肯定縣是地區競爭的主角，這種競爭是公司與公司之間的競爭，為何如此不容易解釋。復雜難明的問題多得很，而最后一個難關要到2004年底，深夜仿佛睡著時突然想到1966年讀到的馬歇爾的一個注腳，才解通整體。要是我沒有從開始就跟進中國的經改發展，沒有親自繼承家族產業到國內找地方設廠，沒有深入地研究過佃農分成、公司性質、合約理論等，我不可能解通中國經濟制度的密碼。

“中國的整體制度是最好的。這個合約的結構，每一個地區都等于一個公司在競爭，通過層層承包，推動佃農分成。全世界歷史上沒有見過這么好的制度。”

他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寫道：“因為整個大轉變是三十年前由中國發起的。中國經濟的奇跡發展不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而是九十年代。后者有大貪污及大肅貪，有大貪污及通脹及大調控，有大通縮及樓價下降了四分之三。亂七八糟。偏偏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經濟就像一只鳳凰從火灰中飛躍起來了。為什么呢？這應該是我們面對的大時代轉變中的最重要一課，奇怪行內的朋友沒有一個注意到。《中國的經濟制度》提供了一個完整的解釋。

“我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也是受到大時代的影響，成功地解釋了中國，可惜只算是一章，對大時代的影響不會有誰察覺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