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訪談錄：一部未完成的產權改革史(3)

2009年01月17日 16:18
來源：經濟觀察報作者：馬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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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報：那也是你們離政治最近的一段時光。

周其仁：我是一個非黨人士，不懂政治，很喜歡舒爾茨的一句格言，“關心時勢，不熱衷于政治”。不過機緣巧合，在杜老領導下參加了80年代五個中央農村“一號文件”起草的全過程。有一年文件搞出來以后，通過了相關程序，杜老精心修訂文字，最后指派我和另外一位年輕人到國務院印刷廠擔任最后的校訂。平時很調皮的我們，也知道責任重大，工作很仔細。等到文件付印，我突然想到，這份黨內文件印出來后我應該是不可以過目的！真的感謝那個時代，農民、基層和地方的改革創新源源不斷，而執政黨決策層由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主導，主政者思想開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經驗基礎上決定經濟政策。我們這些年輕人生逢其時，在村莊田野和中南海之間來來回回，調查、訪問、整理、匯報，不經意之間就走進了一個書本上沒有的學問天地。

經濟觀察報：從農發組到發展所，都同中國政策的決策系統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調研報告可以直接送到中央領導人的辦公桌上。為什么當時的一些決策者這么看重一個主要由年輕人組成的研究機構呢？

周其仁：我理解首先是因為分權改革的需要。大家知道，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毛澤東去世以后，這種模式難以為繼，開始了分權化改革的新歷程。分權化改革要求決策者的眼睛向下，了解分散于各地實踐的真實信息。但是，分權改革也使掌握真實情況變得越來越困難。八十年代中期后的北京和各個省城，形勢討論會層出不窮，就是因為改革推進之后，怎樣準確估量形勢變化成為正確決策的關鍵。在那個背景下，需要從不同的角度提供信息和判斷。從這個意義上也許可以說，分權改革開發出了一個決策信息的 “市場”，發展組/發展所的年輕人生逢其時，提供了一點農村社會真實情況，也提供了一點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創出了一小塊招牌。 “

經濟觀察報：所以在八十年代，發展組/發展所很有知名度，而且頗有些神秘色彩。

周其仁：知名度不是炒出來的。一方面，這個研究團體在農村調查這一件事上堅持了近十年，另一方面也主要是借光于那個偉大的改革年代。因為八十年代中國農村的改革有聲有色，才使發展組/發展所的文章越做越氣派。另外，我剛才也講到，分權化改革戰略本身要求有一個獨特的信息和分析的市場。可能是剛剛開始的緣故，決策研究還不是那么普遍的，所以就有點你說的“神秘色彩”吧。

中國走出一條新路

經濟觀察報：從大學期間你就開始參加農村改革調查，前后持續了近十年。通過農村改革調查，你對中國農村改革有哪些認識？

周其仁：那時的農村調查，是直接為中央制定農村政策服務的，所以除了農民和基層組織的經濟行為，國家行為也進入了我們的研究視野。觀察和參與給我最基本的概念是，農村包產到戶改革是自下而上搞起來的。早在“上層”采取任何政策行動之前，分戶承包集體土地的改革早就在農村底層開始出現了。我們現在知道最早的包產到戶，發生在1956年下半年的浙江永嘉縣，當時也得到了縣委領導的支持。但是，高層不能接受，結果是縣委書記李云河被革職，遣返老家務農長達21年之久！1959-1961年間，包產到戶出現在“大饑荒”最嚴重的所有省份，其中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了全省40%的生產隊，安徽農民把責任田稱為“救命田”。所以除包產到戶是被逼出來的。搞來搞去種田的農民連飯也吃不飽，那還不要改革？前幾天原來農口的老人紀念改革30年，曾在廣東省負責農村工作的杜瑞芝，人稱“小杜主任”，講了一句很好的話，“農村改革的第一動力是農民的肚子”——餓得不行被逼著要改革。

經濟觀察報：既然農村改革在1978年以前已經數度出現，為什么我們說改革是從1978年開始的呢？

周其仁：農民自發的改革要有合法承認。因為包產到戶在本質上是一個合約，農民和生產隊約定，農民負有什么樣的義務，集體給農民什么樣的權利，農民及其集體又對國家有什么權利和義務。這個過程就是重新界定權利，即重新確定了一套行為的規范，各方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既然是合約，就有一個時效性問題，大家關心承包合約能不能長久，如果自發的改革得不到合法化的承認，那只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動不動又變了，農民就不會有長期穩定的預期。

經濟觀察報：但是，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農業文件中，仍然明令禁止實行包產到戶啊。

周其仁：是的，那里還有“不準包產到戶”的字樣，但作為一個執政黨的指導思想路線，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開始糾正錯誤的思想路線，重新強調實事求是。在這條思想路線下，人們可以想，過去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模式，講到底都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求的手段，絕不能倒過來，為手段而手段。前人寫在本本上的東西、蘇聯做過的事情，不能變成教條。被實踐證明是選錯了的，要改過來。任何體制和政策，不管講起來多么頭頭是道，效果不好就要調整和改變。這是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思想基礎。

從農村看，包產到戶在幾年內席卷了全國，一步一步得到了合法承認。其實，鄧小平早在1962年就講過，包產到戶能多打糧，現在不合法，就讓它合法起來。但1962年還沒有這個政治條件，非要到了1978年后才行。回頭看，這個合法承認過程也很有講究。先是自發試驗、由地方肯定。比如萬里在安徽肯定包產到戶，趙紫陽在四川肯定責任制，周惠在內蒙肯定兩定一獎制，等等至于那些不愿意承認包產到戶的地方，中央也不強制，由他們去比較。等到很多地方都承認了包產到戶以后，中央才開始承認。中央的承認開始也是一種局部承認，說哪些地區、在哪些條件下才可以包產到戶。等到大多數地方的農民都選擇家庭聯產承包，中央文件才給予全面的承認。后來，更把政策承認升格為立法行動，全國人大通過了《農地承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