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財富都跑到政府企業手里使中國陷入惡性循環(4)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資料圖)
徐瑾
建國60周年,中國發展迎來階段性總結的時機。
中國經濟增長神話如何形成?漸進主義為何唯獨在中國成功?中國政府在改革過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從上世紀90年代就思考這些問題,并交出一份答卷——《作為制度創新過程的經濟改革》。在這本著作中,姚洋自認首次將中國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互動理論模型化,而他提出的“中性政府”的概念在公共空間激起巨大聲浪,余波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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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友說:
利益面前,什么樣的群體能保持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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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政府是務實選擇
《中國經營報》:關于改革經驗的研究不可勝數,不少學者都把地方分權制度看做改革順利推進的必要條件,但是《作為制度創新過程的經濟改革》一書中好像更肯定中央政府發揮的作用?
姚洋:我認為本書強調了地方創新與中央政府政策或者說意識形態的互動,以往的理論往往強調分權制度下的地方政府創新,我認為只說對了一半。實際上中央政府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主動性往往在改革中起了很大作用,比如價格改革、加入WTO等等,基本上都是中央政府一聲令下完成;再比如公認在地方創新下完成的企業改革,如果沒有中央政府“抓大放小”政策,意識形態還是一直“捂蓋子”,那么很難想象企業改革能夠順利完成。
《中國經營報》:你提出了“泛利性政府”或者“中性政府”概念,并強調這是中國改革成功一個重要因素,能再深入談談嗎?
姚洋:我認為中性政府具有幾個特點:首先,更關心國家的長遠利益而非短期政治收益;其次,她能有效抵御來自利益集團的壓力,以國家的整體利益為標準來制定政策;最后,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不受民粹干擾,提供可持續的收入增長。總結來說,所謂中性政府最大特點就是關注整個社會的長遠發展,關鍵對待社會不同組織階層比較中立。東亞各國的政府、尤其是在其發展的早期多為中性政府,中國政府也是如此。比如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制,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并沒有屈從民粹呼聲,而是堅持推進改革。如果認為分權為制度創新提供了基礎,那么中性政府則為這些創新被最終采納提供了保障,在推動中國改革進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經營報》:事實上,政府在市場上不可避免地代表了多重身份,中性政府也好,泛利性政府也罷,你對你的觀點引發的很多爭議怎么看待?
姚洋:我認為可能是表述引發的誤讀,英文原文是“Disinterest”,也許中間政府更好一些?我最開始用“泛利性政府”,但可能給人感覺這個政府生來就代表大眾利益,其實中性政府只是一個描述性概念,并非好與壞的道德判斷。很多人忽視了一點,那就是中性政府也有利益,同時中性政府只是一種務實的策略選擇。
重提黨政分開
《中國經營報》:在經濟不景氣時期,政府巨量的投資大多砸向基礎設施建設,那么中性政府的理論如何體現呢?
姚洋:政府在兩次金融危機中都為了刺激經濟而投資基礎設施。雖然有人認為對民生關注不夠,老百姓受益不高,但我覺得這樣的做法比德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直接發消費券保守謹慎,那樣過于民粹主義。從長期以及全國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政府投資于生產性方面肯定是對的,目的也是為了保證中國長遠發展。值得警惕的是,地方政府發債可能帶來未來政府信用破產風險。
《中國經營報》:但政府投資過多實際就把私人投資擠出了。
姚洋:對,地方不缺錢,民間投資是最有效的投資,會更關注收入產出以及質量。如果能夠把民間資本引向正確的投資道路,當然是最佳選擇。政府加入投資隊伍還導致政府深入到微觀經濟中來,失去獨立性與宏觀視野,角色混淆。
《中國經營報》:三十年的改革改變了一窮二白,也不可必避免催生了某些利益集團,上述情況是否也表明中性政府的基礎和以往有所不同呢?那么如何維持一個中性政府的土壤呢?
姚洋:與過去相比,我們政治基礎確實有所不同,我們在抵制民粹主義方面一直做得不錯,但是最近卻明顯偏向資本以及國有企業。最近幾年國有資本反彈非常厲害,比如某些官員居然說“國有企業是親生兒子”,這樣的話在上世紀9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某些大型國有企業老總的亦官亦商,可以隨時轉換角色,已經形成為不可忽視的強大利益集團;同時地方一把手抓經濟情況很容易使得地方政府與經濟越扯越密,不可避免走近地方精英以及有產者等利益集團。
我認為這些現象根源在于近階段的黨政不分,這是對改革的回潮,我希望政府能夠繼續保持中性立場。過去國有企業廠長是一把手,現在往往只是黨委書記的辦事員。所以下面應該重提黨政分開;其次應該加強人代會的制衡作用,比如預算,可以成立專業人員組成的預算委員會來為人代會提供意見參考。
《中國經營報》:你一直堅持把中國改革看做道格拉斯·諾斯所謂“有效制度變遷”,但是目前有人認為改革缺乏動力,對此你有什么建議?
姚洋:我們過去改革一直強調實踐的務實主義,其實2005年改革在大的方面已經基本完成。這些年務實的精神還在,但是有些順勢而來,缺乏超前的想法,加上現在改革要觸及利益集團,所以阻力很大。因為實踐往往需要超前于現實,制度是人設計出來的,我們沒有改革意識,那么改革自然也缺乏動力,強勢的東西會出現控制這個國家,中性政府基礎如果沒了,將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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