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財富都跑到政府企業手里使中國陷入惡性循環(6)

2010年04月28日 13:49
來源：中國日報網作者：鄭景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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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彭曉蕓發自廣州

作為知名經濟學家林毅夫的弟子，又有過留洋背景的姚洋的身份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今年年初，林毅夫受邀就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離開了北京大學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作為第一位非美國或歐洲出任此職的人士，林毅夫將在世行擬定研究計劃及發展方向上扮演相當重要的決策角色。而這也直接或間接地帶動了對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的討論。

姚洋認為，“從正面總結中國過去的30年，我們做得太不夠了、太少了，林毅夫老師在這方面做得是比較好的，但是他基本上說一個比較優勢，不夠了沒有說明白我們的體制哪個地方是對的。”基于這樣的思想路徑，姚洋在奧爾森泛利性組織的基礎上引申出“中性政府”這個概念。姚洋認為，中國政府由于吸取了過去搞政治斗爭的失敗教訓，在追求經濟發展上尋求其執政的“基于表現的合法性”，為其創造中國奇跡奠定了基礎。此論一出，姚洋遭受了不少批評，認為他是在替政府說話，無視目前中國社會存在的不公正問題。

11月，參加本報主辦的時代沙龍講座的姚洋接受時代周報記者專訪，坦誠地交流了關于“中性政府”的看法。對于近期中央出臺的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姚洋認為此一計劃無可厚非，但從長遠來看，中國需要警惕賬面GDP，需考慮如何從根本上拉動內需。

警惕“賬面GDP”

時代周報：國務院近期推出4萬億元經濟刺激方案，在一周之內，各地政府也紛紛宣布大規模投資計劃，據統計，目前各省市的投資總額已經超過10萬億。有人擔心，急劇擴大的政府投資往往會帶來短期的過熱效應。你怎么看這個4萬億計劃？

姚洋：這個4萬億刺激計劃，是一個短期的、救急的措施，起到一個托底的作用，所以也是必需的。當然，也肯定會出現大家擔心的諸如豆腐渣工程、腐敗等等現象，但這個問題必須靠監管和審計來降低風險，不能因此否認4萬億計劃的必要性。

從中央估算的4萬億到各地報上來的10萬億，膨脹系數不可謂不大，這說明新一輪“跑部錢進”必然異常激烈，為了爭擠“四萬億”列車，地方政府不惜放大投資規模以備國家發改委“刪減之需”。這對中央審批機關的公正性亦是一種考驗。

時代周報：你過去有一篇文章提醒注意賬面GDP的問題，即所謂“中國之謎”—中國的制度安排似乎都與標準的經濟學建議相左，那為什么中國的經濟增長還如此之快呢？你給出的答案是，“殘缺的產權、低效的法治以及過多的政府干預讓我們變得更忙碌了，而忙碌本身創造GDP—我們用過度的勞累繞開了無效制度環境所設置的障礙”，現在我們應對經濟危機的措施，是否也是在圍繞賬面GDP做文章？

姚洋：從長遠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要注意低水平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的問題。比如說，大拆大建是促進GDP增長的最快手段，但是，這種增長是表面的，而不是實質性的，因為拆的過程中并沒有創造實質性的產出品，相反，拆本身是在毀滅價值。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被拆除的建筑的價值很可能被低估。

再比如，“跑部錢進”成了地方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產生的花費通過航空公司、公路運輸企業、鐵路局、旅館、出租車公司以及餐館轉化為GDP。這些活動沒有創造實質性的產品，卻因為加大了對交通工具的使用而增加了對環境的污染。環境污染造成資源浪費、生態破壞，以至于我們不得不花費巨資來恢復生態，但在統計上，這些花費通過對治污服務的購買轉化為下一期的GDP。這就好比任由跑在大街上拉著馬車的馬隨地排泄糞便，然后再雇專門的人在后面把馬糞鏟起來一樣。另外，環境污染危害人體，增加個人的醫療支出，而這些支出又成了醫院所創造的GDP。

所有這一切都不能僅僅視為發展的代價，而要引起警惕。我們不過是創造了可觀的賬面GDP，與此同時也浪費了寶貴的資源。中國平均每年9%的GDP增長中，有多少是賬面GDP呢？1998年亞洲金融也采取了投資拉動的方式，實際上當時的GDP沒有那么高，大概只有4%左右，就報了個7.8%，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個數字，大家都知道那是假的。明年的經濟增長我估計達不到8%，能達到5%就不錯了，因為很多錢投下去，并不能馬上見效。總體而言，4萬億作為一個經濟復蘇計劃也無可厚非，這個我不想過多地評論。

“肯定是公務員想漲工資”

時代周報：當然，針對4萬億計劃，最近爭論很多，其中一種聲音是指這4萬億的投資，基礎建設占的比例過多，對民生投入不多，老百姓在這輪經濟危機中感受到的巨大生活壓力未能緩解，也未能從中獲益。

姚洋：在經濟的低潮時期，多數人感受到經濟壓力，會有抱怨，估計這輪經濟衰退時期要持續兩年的時間，這要看美國什么時候從這輪經濟危機中復蘇過來。

但對于中國來說，我認為搞基礎建設沒有錯，難道把錢分給老百姓嗎？錢分下去花了就沒有了，而基礎建設畢竟能夠留下什么，比如說修建地鐵、高速公路，這些都能夠切切實實加速經濟增長。當然，你說我們是否應該考慮如何改變我們的經濟增長模式，尤其是改變目前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通過擴大內需來緩解原來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在全球經濟危機壓力下的困境，那肯定是一個值得長期考慮的問題。

目前來說，出口能夠賺錢，為什么不出口呢？在可預見的未來10年，我們都很難改變對出口的依賴，出口還會占很大的比例。

你算這樣一筆賬，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2020年農民純收入比今年翻番，12年的增長才翻一番，你可以預見，農民的收入增長仍然是非常緩慢的，農民根本就沒有那么大的消費能力。

時代周報：也許是因為這樣一種民生的壓力，一份旨在擴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國內消費的方案正由國家發改委緊急起草。發改委有關人士稱，方案涉及調高個稅起征點、大范圍提高社會工資。但關于全面提高社會工資的說法，遭受了質疑，不少專家認為“不現實”

姚洋：這是肯定的，目前中小企業處境困難，要求他們加工資恐怕是很不現實的。那么，這樣的方案最終就變成了只是公務員和國企漲工資。制定這樣的方案，肯定是公務員想漲自己工資，這就制造新一輪的不公平，這種方案是要反對的。

在經濟的上升時期，企業不想漲工資也得漲，不然就出現民工荒，但目前是經濟的衰退時期，還出現了一些民工回鄉的現象，企業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怎么會漲工資？前段時間還出現關于劉易斯拐點的爭論，現在他們不吵了，中國目前不可能出現劉易斯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