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稱中國財富差距不是太大而是不夠大機會不公令人憤怒(9)

2010年09月01日 17:32
來源：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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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關注漲工資有轉移矛盾之嫌

文/崔曉紅

不患寡而患不公！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大幅增長，但分配失衡的問題也日益凸顯。

今年全國“兩會”以來，收入分配不公的話題成為各方熱議的一大焦點，專家獻計獻策，有關部門也陸續配合出臺諸如上調最低收入工資標準等相關政策，并有消息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年底出臺。

要改變扭曲的收入分配現狀，無疑是好消息。

但就目前出臺的相關政策而言，基本都圍繞職工工資做文章，這是遠遠不夠的。工資問題只是收入分配中的一個微小方面，學術一點說，它是初次分配的重要體現。

工資問題是市場層面的問題。首先，政府明令漲工資無疑有干預市場之嫌；再者，漲工資不是說漲就能漲的。

我們看看哪些人能在“漲工資”的一紙令下享受到實惠。公務員可以漲、事業單位員工可以漲、國企員工可以漲，概括說，就是處于壟斷性質單位的員工可以漲。

但是，一般的民營企業則不然。正常市場環境下，員工收入與公司盈利成正比。不排除有部分經營效益不錯的企業，有給員工加薪的可能。但總體而言，當下的不少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可謂是負重前行。稅負本就很重，再強行讓他們漲工資，就太強人所難了。如若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背負的重壓得不到緩解，給員工漲工資就只能是一句空話。對這些中小企業的員工而言，收入與倍增”就只能是一被增”

簡單操作，容易引發惡劣后果。要求漲工資的結果只能是：工資差距越來越大，導致更大的不公。

漲工資固然重要，但它不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全部，甚至說，它只是很小的一塊。說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卻將矛頭指向“漲工資固然這種做法有偷換概念之嫌，其掩蓋了真實的社會矛盾，也掩蓋了政府不作為。拿漲工資說事，將社會矛盾轉化為員工與雇主之間的勞資矛盾，規避了問題的實質。

我們不可被這樣的言論遮住眼。我們希望通過理清紛紛擾擾的現象，探求到導致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質，并邀請專家支招，探討解決之道，這是我們做本期選題的核心所在。

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綜合性問題，涉及多個層面。因而，要解決這一問題也必須進行綜合性改革。

要調整收入分配不公，當首先明辨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質，抓主要矛盾、從根本入手，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道。否則，做表面文章，非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很可能轉移了矛盾，貽誤了改革良機，致使問題越積越多，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越發突出。

我們不排除，很多時候，有關部門出臺政策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結局往往與期望背道而馳。這是我們需要深思的。我們需要警惕的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借改革之名，進一步瓦解社會公正、公平和道義。

說到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最終的落腳點應當是人，是國民的幸福感與生活質量。做什么都不能忘了初衷，“要讓老百姓活得有尊嚴”

華生：要看到收入不公的本質

對于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目前大家談論的都是非常表面的東西，在認識上也有誤區，認為政府用簡單的提高最低工資的方法就能解決，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

現在，大家的基本思路有兩個：一方面，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要堅持市場化的方向，不能只基于工資和勞動力本身，這樣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政府在再分配過程中，存在非常多的問題，主要是由于政府的財政稅收政策造成的。

中國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有三個：第一，收入分配差距最大層面還在城鄉之間，城里人的收入是農村人的3倍，如果把福利算上就是5、6倍。城鄉收入差距是中國收入差距拉大最主要的原因，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就是城市化。大量農民工及家屬都進了城，他們的收入水平就會大幅度提高；留在農村的人，由于人少地多，他們的收入也會提高。

第二，從勞資方面看，現在，我們的勞動收入要交很多稅，但對資本收入的征稅很低，甚至很多資本收入是不征稅的，這就是我們要重點調整的。但對勞資的調整已經不是提高個稅起征點的問題了，涉及到整個稅制的改革和設置問題，這是制度框架上的缺陷。

第三，政府的政策調整。在整個財政收入中，政府要拿多少？政府、企業與居民三者之間的收入比例應該重新調整，政府財政應該拿出一定比例反饋到居民頭上。

（華生燕京華僑大學校長)

霍德明：要改變以生產供給為主的政策導向

談收入分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指在整個財政收入中，勞動力占多少比例，資本占多少比例；第二次分配是指用財稅手段進行的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指保障、福利、捐贈，等等。中國的收入分配，嚴格講起來，還只是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甚至可以說第一次分配都沒有做好。

收入分配看起來很簡單，其實，中國的收入分配還沒有脫離當初計劃經濟的思路。按照計劃經濟的理論，產品由中央統一計劃生產，生產是最重要的，生產出來能不能賣掉不重要。現在，中國的政策都是以生產面作為最重要的考核指標，只關心能生產多少，不關心能銷售多少。

可是，用生產來制定國家政策的時候，自然而然會壓縮生產要素成本。生產的目的是追求利潤，為了提高利潤，就要壓低成本，壓誰的成本？那就是資本成本和勞動力成本。

所以，在以生產為主體的制度下，會造成了國家政策的方向性錯誤。一旦發生產能過剩，生產要素成本就會被人為壓低。

在美國，很多政策絕不是追求生產多少，從沒有這個概念，美國包括歐洲一些國家的政府都是以消費來考慮生產的，從不要求企業要生產多少。

改變以生產供給為主的政策導向，應該是我們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基本方向。

（霍德明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袁鋼明：政府要站在人民立場上

政府在收入分配問題上沒有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給老百姓提高工資總要首先考慮生產力的發展，還要考慮其他方面的發展，這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先生產后生活，先投資后消費，這種觀念早就陳舊了。站在資本家和生產者的立場，這種觀念是維持不下去的，也是造成中國高投資低消費、國富民窮的原因。

政府每次提到提高居民收入問題就覺得難，說到提高國家收入就不覺得難。這是觀念和視角的問題。

收入分配不公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是社會動亂的根源，國家卻視而不見。現在的矛盾非常尖銳，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了世界上最嚴重的程度，從各種統計數據中已經表明了這一點。比如，20%的人掌握了80%的銀行存款，中國富人在世界上的消費首屈一指；反過來，中國的貧窮程度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嚴重的，中國屢屢發生的社會不安定事件，都跟收入不公有關系。

很多壓力沒有通過政治制度或社會結構反映出來，老百姓對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不能通過正常的民主程序表達出來。很多合理的機制不存在，所以，不合理的矛盾都被掩蓋了、壓制了。直到現在為止，很多工作還遠遠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大家對《工資條例》要求很強烈的時候，政府就被迫出來說兩句，然后再往后拖。到最后搞出來的東西還是只考慮國家和企業，沒有從老百姓的角度去考慮。因為老百姓沒有權利參與政策的制定，政策的方向與政策決策機構、社會機構有很大關系。

很多東西應該制度化、法律化，比如《勞動合同法》就有它的強制性，如果企業不這么做，就要停產，被罰，光說不做不行。將來《工資條例》出臺后，如果達不到最低工資標準，就應該被視為違法。當然，法律要定得合理，在合理的基礎上要有強制性。

從稅收方面考慮，現在的稅收增長還是來自個人所得稅，而個人所得稅的主要部分是工薪階層。這個事情大家都明白，對此批評的人也很多，但就是不調整，因為沒有法律強制。

（袁鋼明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蕭國亮：要約束政府行政開支

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公，不僅僅是國有企業、壟斷企業與一般企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中國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公，是政府財政收入在社會收入分配結構中占有比例過大的問題。近七八年來，中國的財政收入每年大致以30%的速度在增長，國有企業收入增長大致是百分之十幾，而老百姓收入的增長低于10%。

要解決收入不公問題，首先應該減稅。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太低，稅率太高，根本沒有起到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企業的稅種也太多，稅率過高，很多是重復征稅，除了交稅外，還要交很多“費”。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進行財政收支體制的改革，改革的目標就是減緩財政收入的增速。

國家財政收入不應該上升那么快。有些人說，財政收入增長快，是因為財政支出太大。實際上，政府財政不應該支出那么多，除了公共產品外，其他項目應該由社會資金來投資，而不是由政府來投資。況且，政府財政支出的大頭，往往是行政經費開支和“三公”支出太浪費驚人。所以，要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就要解決政府、企業和老百姓之間收入不平衡問題，尤其要限制財政收入的過快增長。

從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意義上來說，經濟增長了以后，老百姓應該得到更多的實惠，這就是“民生”。我們現在是倒過來了，政府得到的最多，老百姓得到的最少。有一種說法，政府的錢多了，就可以保民生。

但是，按照經濟學原理，自己的錢由自己來花是最經濟的，也是最有效率的。這就像居家過日子一樣，自己掙的錢由父母幫著花，肯定會出現浪費，因為父母不知道孩子真正需要什么。同樣的道理，老百姓的錢應該由老百姓自己花，不用政府幫著花，政府覺得哪些貧困人口需要幫助，就直接給這些人發錢就行了，不必搞得太復雜，那樣，政府也很累。

只有財政收入分配問題解決好了，才能去談其他問題，比如國有企業問題。國有企業原來叫做全民所有制企業，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產權應該是歸全民所有的，不應該是國家所有。國家只是全民雇來的經營者。所以，國有企業應該讓每個老百姓都有股份，國有企業賺的錢大部分應該分給老百姓，這才是名副其實的全民所有制。

在中國，僅僅講經濟學是不夠的，還要講政治經濟學。我們現在的經濟問題，到最后就是政治問題，所以，要盡快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

（蕭國亮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