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戰” 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4)

2010年11月04日 14:46
來源：新財經作者：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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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

美國的期望值超出了中國的能力

中國應該用和諧的方式分擔全球經濟失衡的再調整。“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報告的一個基本觀點是，這場全球金融危機與全球經濟失衡有關，而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應該由中國和美國各自承擔一半。如果是這樣，美國人以前消費太多，下一步應該多儲蓄；美國的進口太多，下一步應該多出口。中國人過去儲蓄太多，現在應該多消費；中國的出口太多，下一步應該多進口。

但是，對于這樣的結果，我感到很迷惑。第一，這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于2007年8月的次貸危機，也就是說，2006年是危機前的經濟頂峰年，美國在2006年經常項目的逆差是歷史最高。而其他三大經濟體的貿易順差分別是：中國，順差2530億美元；中東地區，順差2521億美元；德國，順差1920億美元。最后，為什么唯獨讓三大順差經濟體中的中國承擔全球經濟失衡責任？

第二，在三大順差經濟體中，德國提供的是技術和零部件；中東地區為全世界提供了石油；中國為全世界提供了農民工。中國在2006年經常項目順差中有85%是貿易順差，這些貿易順差在過去很多年基本上是加工貿易順差。而加工貿易順差的80%屬于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那么，全世界的跨國公司是不是都要承擔全球失衡的責任？如果只讓中國承擔，是不是非常不公平？

第三，人民幣升值究竟是要解決什么問題？短期的匯率升值，對于加工貿易和跨國公司的一般貿易影響不大；但中期以上的升值，對中國經濟是破壞性的。2007~2008年，人民幣每年平均升值6%。如果僅僅是化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企業的反應就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更新設備、調整結構。從2007年四季度到2008年三季度，人民幣升值加上勞動力成本上升，再加上環境和資源成本上升，中國對歐、美、日平均出口增長率是歐、美、日平均進口增長率的一半，這樣的結果對中國是破壞性的。人民幣升值在可承受的范圍有利于結構調整，如果超過了可承受范圍，其影響就是破壞性的。

美國1980~1987年出現危機時，逼迫日元大幅升值，但并沒有解決美國貿易不平衡問題，卻讓日本付出了十五年經濟停滯的代價。現在，人民幣升值同樣對美國的貿易平衡沒有幫助，因為中國讓出的市場份額都由中國的競爭對手填補，這對于全球來說，可能價值更大。

現在，全球經濟遇到了危機和失衡問題，經濟復蘇遇到了困難，但不能以人民幣升值來為全球失衡埋單。以美國的期望，人民幣每年上升1個點是不夠的，美國希望的是大幅度升值。日元當年的升值是翻番的，按美國的期望值，人民幣升值要能夠平衡全球失衡，要能夠拉動美國出口五年翻番，這樣的要求已經完全超出了中國的能力。

人民幣匯率對于中國自身來說，如果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升值，最后導致的結果是：第一，中國會進入被動升值的陷阱；第二，宏觀經濟調控完全沒辦法適應；第三，結構調整的目標完全沒辦法實現；第四，市場化改革的目標將陷入混亂。

如果是人民幣自主升值，對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對宏觀經濟調控、對下一步的市場化改革等都是有好處的。因為人民幣匯改在過去并不完全徹底：第一，1998年的人民幣匯改，當時的定價比較低，人民幣匯率在恢復的過程中被兩次危機中斷，一次是亞洲金融危機，另一次是美國金融危機。因此，我認為人民幣匯率并不是絕對不能升。

第二，1994年的人民幣匯改，確實是市場化改革，但說極端一點，其實是把市場改了。在1994年之前我們還有外匯投入市場，但1994年之后就開始了強制結匯制度。所以，在改革的過程中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總結，人民幣升值是市場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幣匯率一定要有彈性和浮動。伴隨著人民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一定要用改革來突破資本項目的開放，這是非常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