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中國模式禍福未定我們不要忘乎所以

2010年11月04日 18:17
來源：《中國改革》作者：吳敬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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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過程中，政府高強度介入經濟，到底是福還是禍？現在還未可定論

近兩年來，中國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方面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在有些人看來，中國靠的就是國家的行政手段。他們把這種行政手段看作“強有力的宏觀調控”，看作中國特有的“政治優勢”。有些政府部門運用行政手段來調控經濟，似乎也越來越得心應手。那么，這種行政手段究竟效果好不好？中國現在是不是存在過度使用國家行政調控手段的傾向？這些手段符合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嗎？國家調控和法治經濟又有什么關系？如果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并創造條件，使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一起整體推進，那么，這些問題就必須首先思考清楚。

行政干預的功效不應夸大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是全能的，從宏觀經濟到微觀經濟“一竿子插到底”,用行政命令控制。而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必然涉及對國家機器的改革。

坦率地說，在改革開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對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之間的關系，我并不是很清楚。我曾經認為，只要把市場建立起來，它就會自動要求建立規范的社會規則和制度。至于上層建筑方面的改革如何推進，自會有政治家去照管。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我卻發現事情并不這樣簡單。

首先出現的問題是腐敗現象的蔓延，典型的問題80年代后期的“官倒”現象和其后的股市黑幕。這些問題的癥結在于公共權力介入了市場交易，形成了公權力的私用。

在80年代后期討論腐敗問題的時候，大多數經濟學家把問題的實質歸結為“尋租”。所謂“尋租”。就是由于公共權力介入市場交易，產生了“租金”，于是，就會有人買通權力去獲得租金。行賄受賄的本質就在這里。由于公共權力超出了它在市場經濟中的應有范圍，形成了尋租的制度基礎。為了從根本上遏制腐敗，就要用法律來劃定公權力的行使范圍，防止其濫用。

在中國這樣一個在歷史上長期高度集權的國家，如同政治學家鄒讜教授所說，歷史上的中國政府就是“全能政府”，什么事都管，從宏觀經濟一直管到微觀經濟，管到個人的職業選擇和家庭生活。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又是一個計劃經濟社會，政府擁有配置資源的無限權力。所以，政府部門和官員就特別容易利用手中的權力，營造巨大的尋租環境。對于貪贓枉法的官吏來說，擴大這種權力又是特別有利的。所以，尋租和設租的活動就很容易泛濫開來。

因此，80年代中期以后，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加快政治改革和規范政府權力的必要性。

了解了這樣的大背景，再讓我們來觀察應對金融危機的行政干預問題。

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后，由于出現了社會信用體系的斷裂，為了控制系統性風險進一步擴大，政府常常要用它的信用去補充甚至取代部分商業信用，以便保持社會的金融系統不至于全面崩潰。這本來是一種短期性做法。但是，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就很容易把它解釋成是一種社會發展的新趨勢。于是，有些人把前幾年有人針對所謂“華盛頓共識”提出的所謂“北京共識”提升到了“中國模式”的高度，說是以強有力的政府控制整個社會經濟體系為特征的“中國模式”將成為世界仿效的榜樣。

這是一種誤解。實際上，運用政府的力量穩定經濟，是世界各國在歷次危機中都采用的。中國的特點是政府介入的強度更大而已。那么，政府高強度介入經濟，到底是禍還是福呢？我認為，現在還未可定論。從短期看，它成績很大；2009年實施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投資，10萬億的貸款一下就把增長速度拉起來了。但是，從長期來看，它的后續影響怎樣呢？我們知道，經濟危機期間政府采取的刺激經濟政策早晚都是要退出的，由于我們采取的是政府直接指示銀行放貸款、上項目的辦法，比某些西方國家退出的難度更大。所以，我們要兢兢業業，謙虛謹慎，而不要忘乎所以。如果對運用行政手段應對金融危機的成績做過分樂觀的估計，那是相當危險的。

概括地說，目前的行政干預并沒有解決權力監督和約束問題，反而在特定時段和某些問題上有所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