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兵臨城下銀行家稱中國當用好拖字訣應對升值壓力

2010年11月09日 16:19
來源：環球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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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9月末巴西財長曼特加驚呼“國際貨幣戰已經爆發”，到10月初世界銀行和IMF年會上的硝煙彌漫，俯瞰全球，貨幣戰已貿易戰、金融戰聲音此落彼起，響徹云霄，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而美國已然吹響了“反匯率操縱立法”的號角。面對兵臨城下的全球貨幣亂戰，中國當以何應對？

“貨幣戰”兵臨城下 “五字訣”中國應對

中信銀行副行長曹彤

9月末，巴西財長曼特加(Guido Mantega)發出警告，稱“國際貨幣戰已經爆發”，可視為政府官員第一次在國際場合正式指出國際貨幣戰的存在和狀況。在剛剛結束的IMF和世界銀行年會上，“貨幣戰已幾乎成為提及頻率最高的詞匯，表明世界各方均已置身其中。

9月末的最后一周，巴西、日本、韓國、新加坡、泰國、印尼等都被IMF懷疑干預匯市，以遏制本國貨幣的升幅。目前全球貨幣中，除美元外幾乎都處于升值狀態中，主要貨幣如日元升幅已超過12%；歐元盡管剛剛擺脫主權債務危機，卻也已經迅速升值2%。獲利者除美國外，別無他國。

然而，貨幣升值的國家卻不能采取任何行動，像巴西這樣稍作干預，甚至日本這一美國的親密盟友，僅僅做了做干預的姿態，都立即被IMF和所謂國際主流媒體視為“干預自由經濟和自由市場調節機制”。這恐怕就是引發曼特加感嘆“貨幣戰已經爆發”的主要原因。

美國推動他國貨幣升值、本國貨幣貶值的內在邏輯

美國是“二戰”后現代國際貨幣體系的最大受益者。1944年至1971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美元成為全球惟一的本位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是“雙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全球貨幣與美元掛鉤)；1971年美國尼克松政府擅自單方面放棄“雙掛鉤”責任，并推動IMF于1976年通過“牙買加協議”(“牙買加協議”的核心是一是多元基準貨幣，二是浮動匯率制度)。

理論上，1976年后多元基準貨幣是對美元的削弱，但由于美國擁有全球最強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網絡，有全球最活躍的金融市場，有全球一致認可的金融評級機構，有全球居壟斷地位的會計師事務所，有美國自身可控制的國際規則制定和協調機構(IMF、WB、ISB等)，使得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僅沒有降低美國的國際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放棄了本位幣所應盡的國際義務(本位幣的發行國有義務控制自身的貨幣發行量，確保全球的金融供給與需求基本平衡，被廢止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之一正是限制美元的超發)，并可以利用匯率浮動的機制，限制和干預其他國家的經濟、金融機甚至政治事務(如1985年“廣場協議”帶給日本的金融效果)。

“牙買加協議”的實施，導致國際資本大量流入美國。1985年，協議實施僅僅9年后，美國即結束長達71年的國際凈債權國地位，一變而為國際凈債務國(當年國際凈債務1074億美元)，從而與80年代初期開始明顯呈現的貿易項下逆差相呼應，開啟了當代美國獨有的經濟循環模式：經常賬戶項下逆差由資本項下的順差彌補，即借他國的錢來滿足本國的消費。從1985年至今的25年時間里，盡管經常賬戶逆差持續放大，但國際收支逆差(經常項下與資本項下之和)卻都控制在GDP的1%范圍內。

也就是說，在長達25年的期限內，美國借助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每年占用他國的資本來滿足本國的消費，且這一趨勢日漸擴大，難以逆轉。

這一模式具有明顯的內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國際信任，或遇到其他國際貨幣的挑戰，國際資本凈流入將會減少，則沒有足夠的資本支持其對超量進口商品的消費；另一方面，如美國國內消費無節制膨脹，超過國際資本凈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撐，則經常賬戶項下赤字將無法彌補，國際收支失衡。兩種情況下，都會導致美國模式破產。

本次金融危機，雖未出現上述兩種極端情況，但對美國模式卻產生了階段性、結構性影響。由于在美國民眾利用國際資本享受低息住房貸款的同時，也推高了美國的房地產泡沫，并通過虛擬資本的放大效應產生連鎖反應，導致金融危機，使得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短時間內無法像從前一樣，將國際資本源源不斷地送到美國民眾手中。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內，支持過度消費的消費金融模式面臨著調整。這就阻斷了國際資本向美國消費者的傳遞，進而大幅降低美國經濟“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消費的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消費對美國GDP的貢獻在70%以上)，進而產生大量失業，造成實體經濟惡性循環。

這種資金鏈條的中斷，對美國而言，雖還不至于導致美國模式破產，但也意味著美國模式的暫時中斷，意味著美國必須或修復舊有模式、或重建新的過渡模式。

修復舊有模式，意味著美國繼續危機前的低儲蓄、高消費、高經常項目赤字、高資本項目盈余的模式。客觀上說，這一坐享其成的模式是美國人民最愿意恢復的，但微觀上有兩個障礙將導致短時間內難遂其愿：一是金融機構尚未完全恢復，無法提供大量的消費信貸。從事美國住房次貸的金融機構已大部分倒閉，所剩的機構需要整體金融市場恢復后才可能重新進入；其他消費金融領域，如信用卡和汽車按揭，也因金融機構風險容忍度的下降和消費者違約率的上升而收縮信用規模。二是美國居民的借款記錄、抵押品、就業率等消費貸款所必需的要素尚未恢復，還無法滿足金融機構放貸所必備的一些(哪怕是低限)要求，還需要時間。大部分美國民眾并非像有些經濟學家估計的那樣，有很高的道德標準，他們并不會自愿放棄原有的輕松的消費模式，只是限于外界條件的變化，不得已而過起節儉的、積累了儲蓄才能消費的“苦”日子。可以肯定地說，一旦三五年后外界條件具備，2008年前我們所看到的那種“美式生活”必將重演。只是在這調整期間，美國必須要找到新的過渡模式。

一旦脫離了金融杠桿的支撐，這個新的過渡模式其實就是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打工吃飯”，靠實實在在的工作，靠實實在在的產業發展，靠實實在在的出口加工，微觀上獲得工資收入，宏觀上提高就業人口。而美國的生產要素高于全部發展中國家，高于相當部分發達國家，短期內如何提高美國的出口競爭力，如何吸引新的產業回流美國本土，調整金融要素價格就成為最簡單、最便捷的選擇。

一方面是利率政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投入了大量貨幣，導致資金市場貨幣供給遠遠過剩(由于美國實體經濟對貨幣的真實需求有限，這部分流動性無法進入實體經濟)，利率被大幅壓低。另一方面是匯率政策，盡管危機前后，美國實體經濟相對全球而言，并沒有明顯虛弱，但推動美元貶值卻是美國上下的共識。而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的相對價格又有太多的人為因素可以主導，尤其對于控制著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主要評級機構、主要市場評判機構的美國而言，發動匯率戰爭不必像“戰爭不字面上那么血腥，似乎是經濟規律、似乎是自由交易就可以自然導致美元大幅貶值、他國貨幣大幅升值的效果。而他國如要進場干預，則要受到指責和懲罰。

通過壓低利率價格、通過壓低匯率價格，使得美國的生產要素價格在短期內迅速優于競爭對手，從而產生比較優勢，推動產業投資的涌入，推動出口的增長，從而創造就業、提升居民收入，從而恢復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這就是美國所選擇的過渡模式。由于需要改變外部需求，這一模式中，匯率的作用無疑要遠大于利率的作用。因此，推動他國匯率升值，就成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貨幣戰”現實一幕，甚至連美國的親密盟友——歐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也均未放過，更不用說東南亞、拉美這些原本就虛與委蛇的國家了。

但是美國采取的這一“貨幣戰”模式，對于那些采取固定匯率的國家則無法適用。“牙買加協議”后，全球進入浮動匯率時代，但并非全部的貨幣都浮動，按照協議，各國可以自主選擇匯率制度。現實情況是，有實力的發達國家的核心貨幣大多選擇浮動匯率，無實力的發展中國家的外圍貨幣則多半選擇固定匯率。中國就屬于后者。鑒于中國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的分量，如果不能從中國分得一杯羹的話，美國的過渡模式仍無法進行。這也就導致美國在應對中國時，絲毫沒有金融市場操作的嬌羞掩飾，而是采用赤裸的貨幣要挾與攻擊，如直接通過關稅手段、直接通過立法程序，來推動中國減少對美國出口、增加從美國的進口、減緩美資企業向中國的轉移等。

如前文所述，美國模式的破產，除過度消費外，另一個因素是國際資本不再流入。那么美國當前推動美元貶值，為什么不擔心對國際資本流入的影響呢？對于持有大量美元債權的國家而言，為何還要不斷地購買美國債券(即使利率接近于0)呢？

這就是當今特有的國際貨幣體系賦予美國的超級地位所致。“牙買加協議”后，美元成為事實上的全球本位幣，美國通過其全球最發達的資本(尤其是債券)市場、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健全的金融機構，控制了全球的國際貿易結算、資本融資和交易、外匯交易、衍生產品交易、大宗商品交易市各主權國家在外匯儲備中必須保有足夠比重的美元，才能最高效率地應對各種經濟活動需求。因此，全球國際儲備貨幣中，美元占有65%以上的份額(其GDP只占20%左右)。即使美元貶值(但終究有個度)，只要其他邊界條件沒發生明顯變化，各國對儲備貨幣結構的選擇就不會發生大的變化。所以美國人才能自豪且無所顧忌地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

當今世界惟一能威脅美元地位的，只有歐元。就在美國去年底開始明確推行其過渡模式以來，歐洲卻“及時”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導致歐元震蕩，許多本已經在考慮儲備貨幣多元化的國家，不得不暫時放棄了此種計劃。時間上如此巧合，無怪乎引發世人許多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