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兵臨城下銀行家稱中國當用好拖字訣應對升值壓力(4)

2010年11月09日 16:19
來源：環球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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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運用好“防”字訣。

當前，我國面臨著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嚴峻的國際形勢。盡管我們在面對美國的貨幣戰時危中有機，但客觀環境要求我們務必謹慎對待，按最壞打算，做好防守工作。

1，保持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防止出現大的動蕩。

首先，要將通脹率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2008年我國曾出現了CPI 8%的增幅，而2009 和2010兩年又投放了18萬億左右的銀行貸款，通脹的勢能很大。由于我們的生產加工能力較強，容易給有些同志一種錯覺，好像物價漲不起來。其實2008年時我們的生產加工能力也是過剩的，但物價卻漲得非常迅猛。通貨膨脹本質上確是種貨幣現象，貨幣量積累到一定勢能時，就會呈現結構性的循環攀升。因此，近一兩年必須要高度關注糧食等食品類價格、石油用品類價格、市政服務類價格，在外界環境不明朗時，切忌僥幸搞價格闖關，當前并不是價格全面改革的最佳時機。

其次，要高度關注就業狀況。與美國貿易戰一旦打響，一部分出口加工產業勢必面臨滯銷和停工壓力。盡管近些年來我們對美國的出口結構發生較大變化，紡織品類的占比已不足20%，相對而言抗風險能力有所提高，但由于新一代的加工產業工人已經不可能退回到農村，還原成農民，而會直接形成社會問題，因此，在制訂財政預算時，要提前作出考慮，可在對出口加工企業的退稅和補貼方面提前做出些安排。

三是要高度關注股市的變化。隨著國際游資的集聚，香港和國內股指已經開始逐步攀升。這種攀升有著明顯的階段性特征。一旦美元重拾升值軌跡，美元匯率和利率都將提升，而人民幣升值也就不再成為主題，屆時國際游資自然獲利撤離，如果再借助股指期貨等做空機制放大盈利倍數，則股市的跌幅將會較為劇烈，自然對整個社會帶來較大沖擊。因此，對股市的綜合管理應該未雨綢繆，以免釀成大的事件。

2，繼續擴大內需占比，強化相關制度性建設。

2009年以來，我國內需對GDP的貢獻明顯攀升，有效地承接了外需減少帶來的壓力。但由于投資拉動的效應正在逐步減弱，國內消費能否迅速提升并承擔起主要引擎的作用，意義重大。這方面有兩個要點需要格外重視：

一是財政政策要繼續在帶動農村消費市場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圍繞家電下鄉、農村新型醫療合作保險、廉租房建設等領域應進一步強力推進，緩解農村消費的后顧之憂。

二是建設城鎮消費金融體系。圍繞汽車按揭、信用卡、教育貸款、旅游貸款、個體工商戶經營性貸款、微型企業貸款等領域，持續引導和推動，并為參與其中的金融機構創造較好的政策和經營環境，將城鎮居民消費潛能有效釋放。

3，主動調整國際金融資產結構，減少可預見的損失。

未來兩年，美元將處于低利率和貶值周期，以美元計價的資產必將形成一定的相對損失，對于我們25000億的外匯儲備來說，應提前做好應對。此問題處理不好，最終也會演化為社會問題。有三個選擇可以考慮：

一是可逐步增持歐元資產。一方面，歐元相對美元處于升值周期；另一方面，歐洲央行對通脹率的重視程度遠超過美國，會提前加息以應對貨幣超發帶來的通脹壓力。因此，歐元資產從利率到幣值都會獲得相對高的收益。相應的日元也處于升值通道，但其利率始終難擺脫趨近于0的魔咒，相對是次優選擇。

二是石油儲備的購置和石油期貨的投資。全球石油基本都以美元計價，尤其是期貨交易所的石油商品更是如此。美元下跌，意味著美元計價的石油價格的上漲，因此，石油及其交易商品可看作是美元下跌的一種對沖工具。我國原油儲備的建立應加大力度，將一部分美元外匯儲備提早轉換成石油儲備，有利無害。即使將來美元重新升值，由于全球貨幣供給量又上了一個臺階，因此石油價格也不會回跌過多(上一輪石油價格從20余美元漲到120美元左右，即使回跌，也是穩定在80美元左右)。而對于期貨交易所交易的石油商品，則可依據專業判斷，在兩年左右的美元貶值周期內進行相應的操作，對沖一部分美元資產的相對損失。

三是進一步發揮中投和外向型企業的作用，以實體經濟和戰略資源投資作為金融投資的必要補充。可考慮以某種制度安排，將一部分外匯儲備進一步向中投公司和有能力走出去的大企業分散，參與境外優質企業和戰略性資源的投資，緩解我國外匯儲備的金融投資已成為全球最大莊家的尷尬。

中國如何在國際間引領輿論焦點

當今世界，一旦被美國鎖定為“頭號對手”，就勢必要面對多國的聯合施壓，道義上處于下風。無論人民幣匯率問題還是地緣政治問題，蓋莫如外。擺脫之道是開辟新的輿論戰場，以更高的視野和觀點引領國際輿論焦點，從而跳出對方所設定的論點和語境范圍，擺脫重重包圍。上一次G20會議上，中國政府所拋出的“超主權貨幣”的觀點，使得我國處于有利的論戰地位，即是最好的例證。

在11月于韓國召開的G20會議上，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將面臨新的考驗。由于世界主要國家貨幣都已經對美元升值，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就不僅僅是中美問題，很容易演化成中國和多國的問題，很容易成為多國論戰的焦點。但是，此次會議還有另外一個特征，就是20國領導人不知為何要聚到一起，會議沒有主題，全球在穩定金融秩序、防范系統性風險方面已經失去方向和目標，非常需要一種成體系的建議來凝聚各國的智慧，找到突破點。有鑒于此，我國領導人應提出幾條高屋建瓴的倡議，引領國際輿論導向，既對全球貨幣體系的重構指明方向，造福人類，又有效淡化人民幣議題的影響。

如前所述，本輪金融危機是最典型的因為貨幣超發、虛擬經濟自我創造、自我創新所導致的連鎖金融反應。而全球范圍內貨幣供給過剩的主要原因，是70年代以來形成的國際貨幣體系，即所謂“牙買加協議”體系，

穩定國際貨幣金融秩序、防范系統性風險，有賴于全球范圍內控制貨幣發行量；而全球貨幣創造機制的控制，又有賴于對“牙買加協議”進行修正，在現有基礎上，逐步重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我國應針對此焦點問題，提出以下四點倡議：

一，以制度形式確立多元國際儲備貨幣，建立多元本位制。

可按照在國際貿易往來的占比，確立三到四個貨幣為國際儲備貨幣，按重要程度排序應該是美元、歐元、人民幣(必要時可包括日元)。世界各國按照實際的進出口交易方占比來確立儲備貨幣的幣種結構，以此減少美元在儲備貨幣中的占比，從而減少美元超發對全球的影響。

二，核心儲備貨幣之間采用固定匯率制。

美元、歐元、人民幣(以及日元)之間采用相對固定的匯率機制，一定期限內、在一定幅度內匯率相對固定，必要時可階段性地予以調整。外圍貨幣與核心儲備貨幣之間可自主選擇匯率制度，或固定或浮動皆可。核心儲備貨幣國占全球貿易往來的絕大部分份額，與當前美國只占全球貿易往來的20%的情形大不相同。核心儲備貨幣之間匯率相對固定，會使得全球的匯率基本處于穩定狀態。

三，確立各主權國家共同參照的貨幣發行原則。

當前大部分發達國家貨幣發行的原則是盯住通貨膨脹率，以就業率或國際收支狀況來修正。我國是同時參照四個指標，即通脹率(CPI)、經濟增長率(GDP)、就業率或國際收支狀況來其他發展中國家還包括其他重點關注的指標。但總體上，能夠歸納出全球相通的和規律性的指標和指標運用的基本原則。制定共同的貨幣發行原則有點類似于制定碳減排規則，各國愿望一致，但又各有國情，只有求同存異、逐步引導，才能最終找到共同認可的參照區間。在這方面，我國可以發起“北京議定書”，先提出一個標準，邀請各國家來討論，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識。

四，“量化寬松”政策應堅決退出。

此條倡議并非國際貨幣新體系的內容，但由于“量化寬松”政策直接導致貨幣的毫無控制、放棄最基本的金融常識的超發，這就使得國際貨幣新體系的建立毫無疑義。不可否認，在金融危機來臨時，“量化寬松”政策盡管有爭議，畢竟還有些穩定市場信心、緩解流動性壓力等積極意義，但當危機企穩以后仍繼續實施，并且是針對全球本位幣——美元繼續實施，就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尤其美國已無需將其作為應對危機的手段，而只是作為推低利率和匯率的工具，就更是不能容忍。如果全球紛紛效仿，必然導致國際金融秩序混亂，下一輪金融危機提前爆發。因此，此條倡議是推行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建設的必要前提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