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兵臨城下銀行家稱中國當用好拖字訣應對升值壓力(3)

2010年11月09日 16:19
來源：環球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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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輪美國“貨幣戰”的本質特征

在確立我們的應對策略之前，一定要認清本輪美國挑起的貨幣戰的本質特征，其核心有四個方面：

第一，確立美國的過渡模式。

由于短時間內無法恢復消費金融模式，美國的過渡模式只能是通過增加出口，增加實體產業投資，從而增加就業機會，增加民眾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奧巴馬新政”闡述的要在五年內實現出口翻一番的目標，就是其內涵的最好詮釋。

第二，調整金融要素價格。

只有通過調整金融要素價格(主要是匯率和利率)，才能使生產要素價格迅速改變，實現過渡模式目標。而對當前的美國來說，在金融要素價格中，匯率的作用遠大于利率，利率政策的運用正是為了呼應匯率政策，較低的資金利率更容易推動匯率貶值。重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推低利率、形成匯率貶值預期，配合美元貶值策略。

第三，匯率戰爭針對全球。

在浮動匯率體系中，只針對一、兩個貨幣貶值，則會因為匯率交叉換算而最終削弱貶值效果(如美元對日元貶值，如對歐元匯率保持不動的話，一旦歐元對日元升值，相應美元兌日元經折算的匯率就會上升，則美元貶值效果失效)，因此，美國只有對全球主要貨幣，至少是美國主要出口目的地國家的貨幣進行貶值，才能達到其初衷。在美國出口目的地國家排序中，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國、英國分列前五；6至10名中，屬于歐元區的有德國和法國，因此這些國家所屬的貨幣，將成為貶值的重點對象。

這其中，人民幣注定會遭遇“特殊對待”。一是因為歐日等發達國家同是本次金融危機的受重創者，本國消費需求已經減弱，即使通過匯率手段調節，短期內也不會產生對美國進口的過大需求。而中國在本輪危機中一枝獨秀，且進口量持續攀升，只有增加對中國的出口，才能盡快解決問題。二是因為中國實施的是固定匯率機制，不易為美國通過經濟手段所操縱，需要通過政治手段來脅迫。

第四，美元貶值是一種中短期行為。

美元貶值只是服務于過渡模式的確立，不會持久。美國最終會回到危機前的舊有模式上去，即一方面通過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掌控，使得國際資本源源不斷流向美國，另一方面通過消費金融模式，將國際資本轉化為本國居民的消費性支出，購買全球商品進行消費。而美元如果持續貶值，則這一舊有模式將不可持續。一是因為美元貶值會導致進口商品價格攀升，導致貿易項下逆差過大，一旦超出資本項下的順差(國際資本流入額)所能支撐的范圍，此模式便破產。二是因為美元持續貶值，會使全球降低美元在國際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中的占比，降低在金融交易中的占比，降低美元的國際地位，從而導致流入美國的國際資本減少，此模式也將破產。

因此，一旦美國舊有模式所要求的條件恢復，美元貶值行為將中止。這主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國際金融市場企穩，又可以為消費金融機構融資(當然會伴隨著新的金融行為創新)，二是美國居民的借貸條件改善，基本能配合金融機構的要求。

中國的應對之策

現在美國已經亮出底牌并開始實施，對中國而言，除了積極應戰，別無他法。應對之策必然是對照其本質特征，有針對性地進行回擊。

第一，運用好“拖”字訣。

由于本輪美國貨幣戰的目的是建立其過渡模式，并會逐步恢復到舊有模式上去，因此具有鮮明的時效性，以其舊有模式恢復所要求的兩個條件來看，時間不會太久。

從國際金融市場來看，大的震蕩已經過去，流動性風險基本解除，金融機構的資金量重現寬松之態，資本(股市和債市)市場融資功能迅速恢復，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也基本穩定。主要的新監管制度，如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三)和美國的多德-弗蘭克法案都已明朗，金融機構已經可以在既定的監管條件下重新調整經營策略。

從美國國內消費金融市場來看，美國的樓市基本企穩，新開工量和交易量都在回升，汽車按揭和信用卡貸款的不良率也在好轉。尤其是美國的失業率在達到10%以后，沒有進一步惡化，且已經在向著好的方向轉化，消費金融所要求的必備條件正在恢復。

基于此種判斷，時間成為最重要的變量。美國的戰略方向隨時會發生轉變。中美關系是最典型的“相反相成”的關系，會長期處于矛盾的對立與統一的進程當中。因此，當前運用好“拖”字訣最為重要。

一方面，我們何時(至少國力未完全匹配前)都不能主動地成為美國明確的“頭號對手”，需要與美國提出的明確而具體的要求相周旋；另一方面，也不能輕率地對我們的既定方針做出結構性的重大調整，否則一旦外界條件發生變化時，我們今天“下得過實”的棋局會帶來長久的被動。

具體落實到匯率政策上，一是應該堅持我們的主動、漸進、可控的匯改方針，在美國政府和國會的輿論達到頂點時就適當調整一下，在處于各方所能容忍的限度內時，就盤整一下，不溫不火、氣定神閑。二是決不急于對匯率制度和外匯管制政策作大的結構性的調整，決不能一次性大幅升值，更不能承諾放棄對匯率和外匯流動的管制。在美國沒有調整到位前，國際間各種經濟、金融、政治的關系都是不穩定的，都應在互動中微調，而不是單方面結構性改變。

應該承認，人民幣小幅升值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影響也是較大的，會導致境外投機性資金的持續流入。但是，相對于一次性大幅升值，對社會的震蕩要小，同時也存在小幅升值與貶值交替進行的可能，技術上具有與投機資金周旋的空間。

貨幣升值幾乎是金融領域最重要的事情，凡大的改革事件，時機最為重要。無疑，當美國情況企穩重回舊有模式時，美元將步入升值通道，屆時才是人民幣放開管制進行一系列改革的最佳時機。當前，最重要的是忍耐。

第二，運用好“合”字訣。

大國生于天地間，法無定法、縱橫捭闔，唱好合縱連橫的大戲，自然進退有余。本輪美國的貨幣戰針對全球，尤其涉及到其親密盟友歐洲、日本、加拿大等，相應地留給中國的回旋余地就比較大。當前在貨幣合作上，我們有三個方向可以主動把握：

一是強化與歐元區的合作，支持歐元。

美國對歐元的態度注定會反復無常。一方面擔心歐元強大，威脅美元霸主地位，減少國際資本對美國的依賴，因而希望歐元區震蕩，歐元貶值；另一方面又擔心歐元貶值，會影響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尤其歐美產品的同質化較強，如果歐元相對貶值，國際采購必然偏向歐洲產品，必然導致美國的出口倍增計劃受阻。當前歐元區震蕩的背后有著太多美國的身影(評級機構、學術機構、IMF等)，因此，歐盟無法就穩定歐元與美國展開實質的合作。這也恰恰為我們留出了合作空間。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支持歐元，一方面擔高調參與歐洲主權債券的發行，另一方面又積極參與歐洲貨幣基金(EMF)的組建，共同構建歐元救助機制。

二是強化與日本的合作，探討“亞元”

今年以來日元兌美元已升值12%以上，日本企業苦不堪言。但對于政治、國防完全依賴于美國，且主流民意仍崇尚美國文化的當今日本而言，只能選擇默默忍受。日本民主黨前黨首鳩山由紀夫所倡導的“脫美入亞”政策雖是曇花一現，卻也反映出日本一部分有識之士對現狀的強烈憂慮。日元始終沒有完成國際化的戰略，雖早已經自由流通和兌換，卻始終無法成為國際貿易結算、金融交易和外匯儲備的主要計價貨幣，仍只是美元區的一個附庸。在亞洲，尤其是“東盟10+3”范圍內，形成一個獨立的貨幣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曾對“亞元”做過很多研究，并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提出過建立亞洲貨幣基金(AMF)的建議，但因美國強烈反對無疾而終。隨著中國人民幣的崛起，日元在亞洲已經出現被邊緣化的傾向。亞洲與歐洲的文化、經濟背景完全不同，“亞元”成為亞洲貨幣區惟一貨幣的可能性非常小，但盡管如此，能否參與探討“亞元”仍是一個國家貨幣地位的象征。如果在“東盟10+3”范圍內討論建立貨幣區，而日本卻被排斥在外的話，那將是日本無法承受的。我國可以考慮由民間(如政府出面，美國會直接阻止)發起“亞元”論壇，并主動邀請日本(當然還有其他國家)參加，創造中日貨幣聯盟的概念，以此分化日本追隨美國迫我升值的力量。

此外，還可考慮中日之間直接以本國貨幣作為清算貨幣，并階段性鎖定人民幣與日元的匯率。此舉對于當前難遏日元升勢的日本來說，不啻于一根救命稻草，必將大大瓦解來自日本方面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三是強化與俄羅斯的合作。

俄羅斯代表石油國家，但其不像中東那樣已完全為美國所控制，獨立性較強，而且其對中亞石油走廊國家有較強的影響力。因此，強化與俄羅斯的金融合作，會直接削弱美元在石油交易上的壟斷地位，直接威脅美元的國際霸主地位。而俄羅斯也有著貨幣獨立的強烈愿望，俄總統梅德韋杰夫已兩次倡議召開了圣彼得堡論壇，探討區域貨幣合作。我國應加快與俄羅斯簽訂貨幣互換及石油等大宗貿易往來以本幣計價的協議，并在與中亞、中東的類似合作方面釋放談判的信號，以此牽制美國迫我升值的氣焰。

第三，運用好“推”字訣。

所謂“推”字訣，即指加快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隨著美元的貶值，東盟國家的貨幣普遍處于升值狀態，對這些出口導向的中小國家而言，壓力巨大。而東盟相當部分出口是對著中國，其產品出口到中國加工集成后，再轉出口到美、歐。以人民幣作為東盟與中國之間的清算貨幣，對減少其匯兌損失意義重大。此外，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企穩，國際游資開始大舉進入香港、新加坡等亞洲金融中心，并開始大舉購買人民幣以及人民幣計價產品，人民幣在資本市場開始受到追捧。如果說去年我們所推動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更像是中國的獨角戲的話，那么，今天人民幣的國際化則開始變成眾人參與的交響樂章。此時，我們應把握好節奏，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納入到中美貨幣戰的總體部署中來。

一方面，在人民幣國際化的眾多方向與內容上，我們應優先選擇對美國威脅較大的加以推動。其一，進一步推動與東盟國家間的人民幣跨境結算，尤其在國家間(而不僅是商業銀行間)的購售匯和清算體系建設上加大力度，將人民幣購售匯和清算在國家層面制度化、體系化。其二，在香港市場推動人民幣國債的發行，對于世界各國而言，只有能買到中國的人民幣國債，才導致其主動調整外匯儲備結構，才能逐步改變全球儲備貨幣的結構。

另一方面，還要把握好節奏。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人民幣的凈流出，意味著以人民幣的形式對全球負債，當海外人民幣積累到一定量級時，就會形成對匯率形成機制和外匯管制的倒逼，就意味著一部分金融自主權的讓渡。屆時，對金融自主權的維護，既需要國家實力，也需要全球配合。顯然，當前以中國國力，以及與美國的關系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歷史進程，是一種可以運用的戰略手段，單兵突進過深便會四處受敵，只有配合整體國家戰略，全面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才會最終實現。

第四、運用好“打”字訣。

我國奉行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基本外交策略仍應堅持，但鑒于美國已經悍然拉開了貨幣戰的序幕，我們對美國也應側重“有所作為”的打談結合，能戰方能言和。

一打國債戰。

發行國債是當前美國政府能夠維持運行的根本保證。我國已經持有8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如果簡單拋售，必然導致兩敗俱傷。但對于到期的國債，我國可以不再續購，對于新發行的國債，可以不再購買。從態度上，堅決打擊奧巴馬政府用我們的外匯儲備去填補其財政赤字、維持其政府運轉，卻又通過其政府運轉來狙擊我人民幣的做法。不再購買美國國債所剩余的外匯儲備，一方面可作支持歐元區的配置，支持歐盟，平衡美國；另一方面可加大對外向型大型企業的注資，更多地配置到海外戰略資源的收購兼并方面。此外，對中投的投資額度也可以進一步加大，以國家主權基金的形式，參與到更廣泛的全球經濟活動中去。

二打貿易制裁戰。

增加商品出口、減少貿易赤字、進而提高國內就業率，是奧巴馬經濟政策的核心。美國未來五年要增加約12000億美元的出口，這一目標若離開中國的進口支持，幾乎不可能完成。而且美國出口結構中多半是工業產成品，除個別高科技產品外，德國、日本對其具有明顯的替代性。因此，中美之間心態相似，都不敢輕易丟掉對方市場。如果美國國會和政府最終通過所謂的匯率懲罰關稅的話，中國應堅決祭出貿易制裁的武器，堅決反擊奧巴馬政府所承諾的“五年出口額翻一番”的計劃，逼迫其放棄貨幣攻擊的策略。我們應該看到，美國在運用其貿易制裁手段的同時，其貿易政策恰恰是其過渡模式的軟肋。奧巴馬政府推動貿易出口額翻番，必然需要對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予以強化，而匯率懲罰關稅的運用則大大破壞了其自身的貿易環境，也使美國處于道德的洼地。其結果只能是在感受制裁他人快感的同時，卻要吞下貿易赤字進一步惡化、失業率居高不下的苦果。

三打金融限制戰。

華爾街是美國的心臟。中國是華爾街復蘇的希望所在。華爾街金融資本與美國政府的觀點分和不一。在壓制人民幣升值問題上，華爾街金融資本并不完全贊同。因為此舉會迫使美元貶值，影響美元的國際地位，長期來看，將影響華爾街的影響力和經濟利益。因此，華爾街更傾向于以人民幣升值為手段，壓制中國開放金融市場。對此，我們應大膽利用這一分歧，對于支持美政府意見的金融機構，限制其進入中國市場，已經進入的予以限制甚至清退。反之，則支持和幫助。同時，向歐洲、日本進一步開放，形成比較差異和利益誘惑。美國體制的核心是資本置于政府之上，是資本控制政府而不是相反。因此，打好金融限制牌，往往會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