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開始實施全球貨幣戰 專家建議中國打國債戰(2)
美國的政策將加速下一輪金融危機的到來
目前,全球對2008年因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成因,并未形成一致答案。對危機累積的微觀成因有所共識,如對次貸申請人還貸能力的忽視、對次貸衍生品交易的不透明性、對金融機構高風險杠桿的監管缺失等;對危機傳導的機理有所共識,如各金融機構在交易賬戶持有了共同風險敞口(MBS、CDS、CDO等),導致風險迅速傳遞,并共同面對流動性危機等;但對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并未有深刻的反思和共識。我們必須要看到,本次金融危機爆發的本質原因,在于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
“布雷頓森林”體系(雙掛鉤)廢除后,國際貨幣體系進入完全紙幣時代,貨幣發行不再有“錨”來約束,呈現如下三個特點:
第一,各國貨幣發行多少完全憑各自政府和央行的主觀判斷。從現實操作來看,各國大多參照通脹率作為貨幣發行量的依據。然而,貨幣創造出來后并不必然與當期物價指數一一對應,相當部分沉淀下來,暫時脫離資金的投資—消費循環,如貨幣當局不予超發貨幣的話,就可能導致流通中貨幣不足,產生通貨緊縮的假象。但事實上,這些沉淀下來的貨幣并未消失,隨時可能形成現實購買力,當沉淀量達到一定數量級后,一旦有外界合適的誘因,必然爆發金融危機。
第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又都參與了全球貨幣的創造。而美元因其特殊地位,成為事實上的全球(紙幣)本位幣,各國出口商品最后都變成美元的累積,即所謂的美元外匯儲備。因而,美元貨幣約束就成為全球貨幣供給失控與否的根本。可嘆的是,美國恰是此種貨幣體系的最大受益者,美元的發行不僅不必考慮全球的真實需求(發行美元購買他國商品、供本國人民消費,何樂而不為),甚至不用過多地考慮美國自身的通脹水平(大量美元沉淀在海外持有人手中,并不立即沖擊美國本土居民消費市場),其對貨幣發行的道德約束是排在獲得本國利益之后的,這就導致美元貨幣創造迅速膨脹。
第三,浮動匯率和外匯自由交易機制,使得前兩個方面的貨幣創造又循環派生。某國貨幣過多地創造出來后(如日元超發部分),通過外匯交易市場可自由兌換成美元(或其他自由兌換貨幣,如歐元),形成美元(或歐元)的超量投放,反之亦然。在此種國際貨幣體系中,貨幣疊加積累,形成超量供給就是一種必然。這也是為什么當今世界虛擬經濟迅速膨脹,遠超過實體經濟的真實貨幣需求,卻依然在自我加速、自我創造的本質原因。
超量貨幣創造出來以后,就具備了獨立“人格”,就要逐利。而實體經濟提供的可供虛擬經濟分配的剩余價值又相對有限,其結果必然是虛擬經濟自我創造交易產品和交易機制,自我進行虛擬價值創造。我們今天在全球范圍內反思,為禍作亂的MBS、CDO、CDS們是怎么產生的?我們至今仍把它們歸結為金融家的貪婪、監管機構的缺失、交易杠桿的過高、交易機制的不透明等等。但是,很少有人思考,如此海量的貨幣供給,不發起和參與虛擬金融交易的話,他們會去向何方?他們具有如此龐大的資本力量,又是哪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上為資本服務的)政府和國會所能阻擋得了的?
這些資金是次貸產品反復打包銷售的購買者,也是次貸產品反復打包加工成新產品的創新者,他們在愉快地進行著左右手互搏的游戲,樂此不疲,卻又注定自甘沉迷、難以自拔。直至有一天,危機出現,他們便結伴集體出逃,僥幸成功出逃者,便立即尋找下一個戰場,醞釀著下一個自我交易的游戲。
針對本次金融危機,全球進行了深刻反省,并推動著一系列制度的創新,諸如巴塞爾新資本協議Ⅲ、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IMF和世界銀行投票權改革、銀行稅、逆周期撥備等等,但所有這些都是圍繞微觀金融機構的約束、監管,微觀金融風險的產生、傳遞來展開的,都假定金融主體是可以理性和可以約束的,都假定監管機構是中性的和可以超然于資本力量之上的。盡管我們必須承認,這些努力確有價值,對于緩解金融危機會有所幫助,但也必須要看到,如果國際貨幣體系不改變,貨幣創造的機理不改變,就無法約束貨幣創造,無法約束虛擬經濟的進一步膨脹,也就無法阻止超額金融資本的逐利沖動,也就仍然無法預防和控制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發生。
事實上,本次對金融危機的救助行為,恰恰在加強下一輪金融危機的勢能。美國率先祭出“量化寬松”這一嚴重違反金融公理和常識的手段,悍然以基礎貨幣(超能貨幣)來隨意購買“有毒資產”、企業債券、企業股權、政府債券,全然沒有任何顧忌和約束。究其原因,有應對危機、救急所需,但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印鈔票,其后果是全球、而不是美國自身來承擔的。
緊隨美國其后予以效仿的歐洲和日本,也是同等道理。因為他們的貨幣也在全球儲備貨幣中占有份額,它們的浮動匯率、自由交易的貨幣機制,也使得他們的超量貨幣供給可以向全球范圍輸出,而不必(暫時)自吞苦果。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無法走出國境,超量派生的貨幣都反應為本國通貨膨脹的話,政府的決策決不會如此輕率和不合經濟學基本常識。
近期,美國在經濟已經企穩,已經宣布渡過危機的情況下,竟然準備重啟“量化寬松”政策,可見得美國連最后一點道德底線都已放棄。如果說2008年啟動該政策還可解釋為“救急”的話,那么現在啟動,則完全是為了引導市場對美元貶值的預期,完全服務于美國急于確立的過渡模式。無疑,“量化寬松”政策所推動的美元貶值,已經是以鄰為壑,已經挑起全球貨幣戰爭,而“量化寬松”政策本身所產生的基礎貨幣的超額投放,又必然加速全球貨幣供給,增加下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勢能。
原本是救助危機的手段,竟然成了助長危機的推手,這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使然。鑒于美國在全球金融領域的占比,以及金融產業在美國經濟中的占比(20%以上),當下一輪金融危機來臨的時候,也注定會對美國帶來更大、更慘烈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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