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把改革搞對是中國30年基本經驗

2010年11月15日 19:49
來源：新財富

0人參與0條評論

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并沒有完全按照已有的經濟發展理論來推進，其最大的動力來自于不斷推進改革，通過創立一系列過渡性的、具有不斷演進潛力的制度安排，打破妨礙經濟發展的一個個瓶頸。把改革搞對，是中國模式對發展經濟學的新貢獻。今天的中國領導人依然有強烈的改革意識和決心，中國也同樣亟需通過改革打破經濟發展的瓶頸，包括改革依賴土地出讓、依賴各部委項目審批的地方財政體系，給地方政府更大的財政自主權。只有大膽改革，中國模式才能在全世界站穩腳跟。

過去30年，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因此，對于經濟學研究而言，中國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金礦，認真總結中國的經驗，將是經濟學研究尤其是發展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中國對世界的重要貢獻。為此，我們有必要先回顧一下經濟學界在經濟發展方面的重要思想；再將中國的經驗與這些經濟學理論進行對照，看一看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在哪些方面“做錯了”；基于此，我們才能夠總結出，到底中國的經驗可能在哪些方面對于經濟學理論有重大貢獻。

經濟學的理論與智慧

應該說，經濟學界對經濟發展研究的廣度，遠遠超過了發展經濟學的范疇。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分支都對經濟發展作出了有力的貢獻。比如，在今天的座談會上，有人力資本理論的創始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加里·貝克，也有在勞動經濟學方面作出重要貢獻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詹姆斯·赫克曼，他們的研究領域雖然不是發展經濟學，但都對經濟發展的研究作出了寶貴的貢獻。正因為如此，現代經濟學在經濟發展方面有眾多的理論和學說。

1.早年的樂觀派

上世紀60年代以前的經濟學家們對于經濟發展抱著比較樂觀的態度。比如，已故經濟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認為，落后國家有后發優勢；比如，W.W.羅斯托提出，落后經濟體具有經濟起飛的潛力，也會經過不同的發展階段；再比如，阿薩路易斯、西蒙·庫茲涅茨、赫里斯、錢納里，都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變化有過深刻的論述。在我看來，他們的基本取向都比較樂觀。他們認為，一個經濟體會在發展中比較自然地經歷結構調整的過程。但是，50多年過去了，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尚未進入經濟發展的快車道，因此，這些早年的樂觀主義很快就被一系列具有更多明確指向性、帶有政策建議的理論所取代。

2.把價格搞對(Get the Price Right)

早年經濟學家研究的一個直接結論就是，經濟要發展，資源分配必須要合理。資源分配的重要機制是價格機制，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把價格搞對。這可以說是整個新古典綜合經濟學派的一個主要觀點，也是后來的新古典主義的一個主要觀點。

3. 把宏觀穩定搞對(Get the Macro-stability Right)

此派觀點最有力的支持者包括杰夫里·薩克斯、勞倫斯·薩默斯、約翰·威廉姆森等人，他們在研究了上世紀7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高通脹、8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以及90年代初前蘇聯、東歐經濟轉型的困難之后，反復提出，宏觀局勢必須穩定，價格必須穩定，通貨膨脹必須控制住，匯率必須穩定；沒有這些宏觀層面的穩定，經濟發展就無從談起。所以，他們的重點放在宏觀穩定上。

4.把開放搞對(Get the Opening Right)

經濟學的研究早年一直強調，經濟發展需要對外開放。只不過，最開始的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國際收支方面，他們認為，國際收支平衡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要生產原材料需要進口的產品。后來的經濟學研究更加強調出口引導的發展，這些研究者提出，發展中國家必須利用好自己的比較優勢進行出口。與此相關的觀點是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發展很有用，必須積極引入外資，但同時要避免熱錢。

5.把人力資源、公共衛生以及公共產品搞對(Get Human Capital, Public Health, and Public Goods Right)

這一派觀點的貢獻者包括加里·貝克、詹姆斯·赫克曼、保羅·舒爾茨，他們認為，落后國家之所以落后，是人力資源素質不高，因此必須搞好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其中值得強調的是對年輕女孩的教育，因為她們長大之后會成為母親，對下一代人的教育至關重要。與此相關的另一套理論是諾獎獲得者羅伯特·盧卡斯及大衛·羅默提出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這一理論的一個基本說法是，由于人力資源素質不高，發展中國家很難有內部創新，因此必很難具有長期的經濟發展潛力。

6. 把大推進搞對(Get the Big Push Right)

這派理論以布拉德·迪朗、安德魯·史萊法、勞倫斯·薩默斯(他們與哈佛大學淵源甚深，稱為“新哈佛學派”亦不為過)為代表，他們認為，落后國家之所以落后，是因為有很多市場經濟正的協調性、外部性沒有利用好。比如說，兩家企業的投資回報率正相關，但是各家企業都不愿意投資以提高回報，而希望對方投資，因此，最后沒人會投資。這類理論的直接含義是，發展中國家必須有一個外部力量來推動，才能啟動經濟發展過程，因此，國外援助格外重要。

7.把制度搞對(Get Institutions Right)

這一派觀點有悠久的歷史淵源，代表者包括諾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政治學家巴里·萬加斯特。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他們都發現，經濟制度的好壞是決定經濟發展質量和潛力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須把經濟制度搞對。這也是過去20年來，研究經濟轉型的經濟學家們所強調的一個重點。過去十年以來，美國的經濟學家也沿著這個思路在爭論一個話題。一派認為，法律起源非常重要，如果一國是以普通法為法律起源的，那么，它的增長潛力就會比大陸法為起源的國家要好。另一派觀點則認為，殖民主義者早年的生存條件非常重要，如果一個國家非常適合歐洲殖民者生活，其嬰兒的死亡率比較低，那么，歐洲殖民主義者就愿意花很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建立良好的制度環境，這個國家就會有很好的發展。

8.把發展戰略搞對(Get the Strategy Right)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林毅夫教授反復強調，發展的戰略要搞對，必須放棄趕超型發展戰略，而轉向抓住自己的比較優勢，落后的國家必須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用出口的方式來推動自己的發展。林毅夫教授的基本出發點是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提出的勞動分工和勞動比較優勢理論，他強調的是領導人要更多地學習這些古典理論，而不要盲目地去趕超。

中國的發展在哪些方面“做錯了”？

為了提煉中國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我們必須要問，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與上述經濟學思想相比，哪些方面沒有做對，哪些方面是中國獨特的地方。只有認真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才能夠更好地發現中國經驗在哪些方面對經濟學有貢獻。

應該說，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經驗都不完全符合上述各個理論：

第一，中國在經濟起飛的早期，價格并沒有做對。事實上，1989年之前，我們很多產品的價格依然有計劃經濟的影子；今天，很多資源的價格也仍然沒有反映它們的稀缺性。

第二，我們并不是從改革的一開始就對外開放的，對外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FDI)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才開始爆炸性上升，2001年，中國才加入WTO。

第三，宏觀穩定一直困擾著早年的中國經濟，只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通脹才得以遏制。

第四，中國的人力資源與實際需求仍然長期存在錯位，我們培養出來的大量學生找不到工作，而市場上需要的技能，學校卻教不出來，人力資本理論并不能完全解釋中國的發展。

第五，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制度并不是完全“正確”，迄今為止，我們仍有大量不適合經濟發展的制度。

最后，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至少在早年并沒有按照林毅夫教授所指出的比較優勢來制定，或者說，不能完全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整個的發展。

把改革搞對(Get the Reform Right)—中國30年的基本經驗

既然過去30年中國的發展并沒有完全按照已有的經濟發展理論來推進，甚至在很多方面違反了上述規律，那么，中國是在哪些方面搞對了呢？中國的發展能夠在哪些方面對發展經濟學作出貢獻呢？

我們必須回到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問題上來討論。經濟發展的出發點是落后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往往是發達國家的1/25甚至是1/50，二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潛力極大。由此我們能得出一個顯而易見的推論，那就是經濟發展甚至是經濟起飛并不需要完美的條件。但是，為什么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并不能夠順利地進入發展通道呢？究其原因，每一個國家往往都存在一到兩個瓶頸因素，阻礙其經濟發展。以中國為例，1978年，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生產方式是當時最大的社會矛盾、經濟發展的阻力。再比如，上世紀80年代中期和末期，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問題就是中小型企業的市場禁入。因此，經濟發展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系列不間斷打破發展瓶頸的過程。

那么，如何打破經濟發展的瓶頸呢？改革就是答案。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打破妨礙經濟發展的一個又一個瓶頸。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來自于不斷推進的改革，而這個改革并不是抽象的、書本意義上的改革，也不是把現實的經濟制度與完美的教科書式經濟制度進行比較而進行的教條式改革。

怎么不斷地推進改革？這首先需要強大的、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力。這一點在經濟學中從未提及。最近，諾貝爾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在他領導的世界銀行經濟發展委員會的報告中，首先提到了領導力的重要性。事實上，當年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專門開了一門課，叫作領導力。他說，所有的經濟發展都起源于領導。中國的例子當然不必贅述，即，鄧小平的遠見卓識推動了改革進程。在1978年，鄧小平認可了農村改革，1985年推動了城市改革，1992年又重啟了改革的進程。

具備了強大的領導力之后，改革的推進又需要做好兩件重要的事情，即強化改革的受益群體，弱化改革的失意者。改革的推動者是那些明顯能夠從改革進程中得到收益的群體，比如，1978年的農民就是推動農村改革的最大力量。改革的推進也必須找到潛在的失意者，針對他們給予補償，或者將其納入新體制，讓他們在新體制中受益(co-opting)，轉變為改革的支持者。比如上世紀90年代初的國有企業改革中出現了大量的下崗工人，改革者對大部分工人及時給予了充分的補償，進行了合適的安排，因此，他們成為改革的支持者。

中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改革的目標必須明確。我們改革的目標并不是一次過建立最完善的經濟體制，事實上，最完善的經濟體制往往并不存在，即便存在，也很難建立起來。改革就是要創立一系列過渡性的、具有不斷演進潛力的制度安排。在中國，這種過渡性的制度安排比比皆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本人曾經研究過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涌現出來的模糊產權式企業安排，包括那些曾經叫做鄉鎮企業的新型組織機構，它們沒有明確的產權，既不是集體的，也不是個人的，更不是國家的。但正是這種模糊的產權制度安排，比傳統的國有企業更加靈活，比集體企業更加有活力，調動了當時企業家的積極性，同時避免了純粹的個體戶在市場經濟中孤立無援的尷尬，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明顯又碰到了瓶頸。我們的瓶頸在于如何釋放內需，如何走出一條綠色的、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這亟需改革來提供答案。在筆者看來，我們最需要的改革是財政體制。我們的財政體制從1994年以來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實質性改革，今天的地方財政體系已經明顯不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們看到，大量的地方政府依賴土地出讓，依賴來自于各個部委的項目財政，這就使得地方政府依賴高房價帶來的財政收入，也依賴于來自部委的項目審批。高房價毫無疑問提前消費了中國經濟的未來增長收益，也帶來了沸騰的民怨，阻礙了城市化進程。而依賴于各個部委的項目投資，也使得各個地方沒有自主權，沒有積極性，帶來了巨大的財政成本。所以，公共財政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要給地方政府更大的財政自主權，給地方政府更加關系密切的財政收入來源，打破地方政府依賴土地出讓的困境。

今天的領導人依然有強烈的改革意識和決心。在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大會上，國家主席胡錦濤明確指出，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今天我們所缺乏的，是全社會對于改革開放的共識，因此，我們需要更高的智慧、更大的勇氣去凝聚改革的共識，去緩解社會矛盾，去抓住中國經濟發展中最核心、民眾意見最大的一些環節，大膽改革，這就是中國發展的基本經驗。只有抓住這個基本的經驗，才能使中國的發展不斷推進，也才能使中國的經驗、中國的模式，徹底在全世界范圍內站穩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