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解決爭議首先要厘清政府市場界限(2)

2011年12月15日 02:17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作者：定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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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經濟發展需打破兩個障礙

《21世紀》：今年中小企業經營問題特別突出。從2005年出臺“非公36條”，到2010年再出臺鼓勵民間投資的“新36條”，為何民營企業仍感覺經營壁壘難以突破，問題出在哪里？

高尚全：兩個“36條”之所以都難以落實，其原因在于在政策制度方面和思想理論方面都存在障礙。

政策制度方面分兩個因素：一是金融方面，二是鼓勵、支持創新和創業方面。

在金融方面現在有三個矛盾：一個是民間資本越來越多，但是投資的渠道、出路不多，甚至找不到出路；二是中小型企業、微小企業在成長過程當中急需要錢，但得不到貸款；國有企業往往不缺錢，但仍較容易拿到貸款，然后有的就拿去搞房地產，有的進入股市；三是我們西部、中部缺錢，但是需要資本的地方資本不能利用，資金回流到城市、沿海去了。這是三大矛盾。國務院“新36條”要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提出“允許民間資本興辦金融機構”，但是在具體內容方面還不夠詳盡，講參與、入股的多，講興辦的少。民間資本為什么不能辦中小企業銀行，或者私人銀行？

在支持創新和創業方面，創新的主體是誰？創新的主體應當是中小企業，它有這種內在的動力。2009年11月份賈慶林同志在非公有制經濟表彰大會上說，現在技術創新的65%，專利的75%，新產品的80%是由民營經濟實現的。為什么國有企業落在后面？這涉及到體制的原因。政府應該支持中小企業的創新。目前乃至今后很長時間內我們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大，所以政府要花大力氣來支持創業，指導就業。

解決公共事務爭議，首先要厘清政府市場界限

至于思想理論上的障礙，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地位問題。有觀點認為，非國有經濟在經濟總量中已經超過了50%，公有制主體地位已經被邊緣化，已經不是主體地位了。但是，共同富裕是我們的目標，要鼓勵老百姓富起來，增加財產性收入。因此，民間資本越來越多，超過國有資本是個必然的趨勢。公有制主體地位到底怎么理解？應當從質量上、功能上來理解，而不能從數量上理解。為了避免爭論，我建議把“公有制為主體的改為“公有制為主導”或“國有經濟為主導”

我認為，如果不解決以上兩個障礙，民間投資和民營經濟就不能健康發展。

解決“三座大山”要厘清政府市場邊界

《21世紀》：近年來，關于教育、醫療、住房改革一直存在爭議，即不該市場化的市場化，該市場化的沒有市場化。在宏觀調控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不是仍需要厘清，兩者應該如何分清界限？在市場資源配置中，到底哪些歸政府管，哪些歸市場？

高尚全：教育、醫療、住房三者都是介乎與市場和政府保障之間的事物。

作為服務型政府，要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的教育、醫療保障，要為低收入等特殊群體提供基本的住房保障。同時，具有較高收入希望獲得更好教育、醫療服務和更舒適的住房的社會成員可以通過市場來滿足更高層次的需求。

因此，教育、醫療、住房改革不是簡單的要不要市場化的問題，而是政府和市場如何正確分擔各自應擔負的部分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在我國當前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政府與市場關系還需要進一步厘清的情況下被無限放大。要解決教育、醫療、住房改革的爭議，必須先要厘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

要厘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則必須認識到，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在市場，企業和老百姓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政府的職能要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創造良好的環境上來，主要通過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激發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增強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正確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還要求正確處理好集中與分散決策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傳統體制高度集中的弊端雖然被認識，但集中體制“能辦大事”的認識誤區依然影響深遠。而科學決策和執行存在多種約束條件，如信息對稱與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決策目標是多重還是“單一”的關長期決策還是短期決策等等，不解決約束條件問題，很可能大事辦不成，負面影響不小。市場經濟客觀上要求分散決策，政府存在很強的“集中偏好”，就難于根據走向市場經濟的實際進程切實轉變職能，反而會把不適當的決策“強加”給市場，甚至代替市場選擇。這顯然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轉軌國家的政府與市場關系，遠不像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那樣基本“定型”，而是一個市場關系逐步發展與政府職能轉變的互動過程。但只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就必須確立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地位，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在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這個歷史背景下，市場經濟發育不成熟是必然的。現實中的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謂的市場機制“缺陷”。“權錢交易”和公共領域的“缺失”恰恰是市場經濟不成熟的表現，是市場經邊界”不清的結果，不能作為指責市場經濟或市場機制的依據。問題的癥結在于，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究竟是強化政府職能轉變，讓市場競爭和資源配置更充分地發揮基礎作用，還是強化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力，這是根本方向問題。這個問題搞不清或方向反了，直接后果是政府職能混亂，最終不僅無法完善市場經濟新體制，而且會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和穩定形成重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