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20周年啟示：何以解憂唯有改革

2012年01月16日 09:56
來源：財經網作者：周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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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文

20年前，在中國改革開放向何處去的重要歷史關頭，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發表了重要談話，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

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使人們從“凡事要問一問姓社姓資”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激起干部和民眾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極大積極性，迅速變成新的巨大物質力量。

它的思想解放作用，的確只有親身體驗過的人才能想象得到。南方談話2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正是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所取得的偉大成果。

小平南方談話，奠基中國改革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是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的宣言書，是動員全黨全國人民沖破“姓社姓資”思想牢籠，大膽借鑒人類文明成果，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進軍令，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奠基之作

在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前一年，我主持解放日報社工作，在1991年2月至4月期間，我組織凌河、施芝鴻等同志共同撰寫并發表了傳達小平同志關于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談話精神的“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

開篇文章《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分析了當時面臨的國內外形勢，鮮明地提出：“何以解憂，唯有改革。”這四篇評論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但遭到了一些理論家長達一年的批判。這也成了1992年春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的一個重要歷史背景。今天，紀念小平同志南方談話20周年，我們回顧歷史，把握現實，必定會更進一步認識南方談話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社會主義的多事之秋。1990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最早是柏林墻倒塌，然后是波蘭老總統雅魯澤爾斯基下臺，格但斯克造船廠工人、團結工會頭頭瓦文薩成為波蘭民選總統。隨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也“城頭變換大王旗”。最驚心動魄的一幕就是這年年底，羅馬尼亞軍隊、警察倒戈，共產黨政權一夜之間垮臺，前總統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殺。

與此同時，前蘇聯也出現了復雜變化。開始是戈爾巴喬夫突遇政變，葉利欽出面把政變解決以后，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解散了前蘇聯共產黨，后來又宣布聯盟解體。列寧創造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誕生74年后轟然解體、改旗易幟，引起全世界震驚。

面對當時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一些人總結“蘇東波”的教訓，說是改革開放導致了社會主義的垮臺。還有人提出，要加強反對和平演變的教育和斗爭。

他們聲稱：經濟特區是和平演變的溫床；聯產承包責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經濟；股份制改革試點是私有化潛行；引進外資是做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他們提出，要在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外再搞一個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

他們主張，放棄容易導致和平演變的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這實際上是要把黨的基本路線中的一個中心變成兩個中心，把兩個基本點變為一個基本點。他們說，和平演變最嚴重、最危險的是在經濟領域，要對經濟領域改革開放的舉措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本來1991年要成為改革開放之年，結果變成有關改革開放的思想交鋒之年。

在1991年圍繞“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展開的交鋒中，有一句話在北京流行著：“京都老翁，坐看風起云涌。”無論傳說是否屬實，我相信，小平同志當時應當是非常冷靜地觀察和思考著發生在中國的這場思想交鋒。

進入1992年，中央開始醞釀十四大的主題和領導班子的組成。這是關系黨和國家未來發展的關鍵時刻。小平同志在這個時候已是88歲高齡，但他仍以巨大的理論和政治勇氣，視察南方，發表談話，時機恰到好處，不愧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小平同志從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大講改革開放，反復強調改革就是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黨的基本路線要管100年，動搖不得。他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小平同志抓住1991年思想爭論和交鋒的要害，尖銳地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小平同志用“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樣簡明生動的語言，激勵人們 “把握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對于我們這樣發展中的大國來說，經濟要發展得快一點，不可能總是那么平平靜靜、穩穩當當。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針對1991年思想交鋒中暴露出的問題，小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影響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真正是大音希聲掃陰翳！只有親身經歷過當年起伏激蕩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帶來的解放思想風暴洗禮的震撼和激奮！南方談話為黨的十四大召開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不僅對當時的改革和建設，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推動中國全面改革開放，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是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的宣言書，是動員全黨全國人民沖破“姓社姓資”思想牢籠，大膽借鑒人類文明成果，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進軍令，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奠基之作。

所以，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與中共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1935年遵義會議一樣，都起到了挽救黨、挽救國家的偉大歷史作用。

社會經濟轉型，矛盾積累凸顯

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實現了三大社會經濟轉型，走上了現代化、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的發展軌道。社會經濟轉型期也是矛盾凸顯期，市場化改革也積累了許多問題，使當前中國發展面臨一些難題

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20年來，中國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全面融進世界經濟與政治，經濟發展取得奇跡般成就，并實現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社會經濟轉型，國家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續30多年增長而不衰，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長。中國的GDP總值由1978年的3645多億元猛增到2010年的40.1513萬億元，增加110倍。中國的人均GDP從1978年的381元增至2010年突破3萬元，增加近80倍，即使按美元可比價格計算也增加了30倍。2011年中國的GDP總值預計增長9%以上，將超過43萬億元。

中國的GDP總值2010年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占全世界的9.27%。小平同志當初預計，到21世紀中葉達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標，2010年已經達到，提前了40年。這真是誰都料想不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鋼鐵產量，2006年中國鋼產量達到41750萬噸，超過美英等28國的鋼產量。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三國產鋼13350萬噸，英國加歐盟25國產鋼19890萬噸，它們加起來才33240萬噸。想一想1958年我們為1070萬噸鋼，動員了9000萬人土法煉鋼，煉出400萬噸是鐵疙瘩，更嚴重的是讓豐收的糧食爛在地里，造成后來的大饑荒，餓死3000多萬人。一個是命令經濟，一個是市場經濟，兩者對比何等鮮明！

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實現了三大社會經濟轉型，即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變，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走上了現代化、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的發展軌道。經濟體制向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相應發生了深刻變化。

從世界歷史來看，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跨國海洋貿易使歐洲國家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轉型，從神權社會走向人權社會，其間引起多少次戰爭、革命，充滿血腥與掠奪。19世紀到20世紀的工業革命，歐美國家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轉型，也是引起社會很大動蕩。至于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激烈震蕩了八九年，通貨膨脹達到1000%以上。

反觀中國，30年之內同時進行三大社會和經濟體制轉型，5000萬工人下崗再就業，6000萬農民失去土地，1.2億農民工在城市與農村間流動，卻能保持全國的基本穩定。

這些年中國還不斷遇到國內外各種危機、災難的沖擊，如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1998年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機，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機，2010年玉樹大地震，2011年長江中下游特大干旱，等等，都沒有引起全國性大的動蕩。這是非常難得的。

然而，社會經濟轉型期也是矛盾凸顯期，市場化改革也積累了許多問題，使當前中國發展面臨一些難題。

其一，大國崛起的煩惱。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問題。近年來圍繞匯率、海權、領土、軍事、周邊關系、意識形態領域爭議，中國與世界大國及周邊國家不斷產生摩擦，南中國海爭議，美越聯合海上演習，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日本民間反華情緒抬頭，延坪島炮擊帶來的頻繁且規模升級的軍演，以及諾貝爾和平獎揭曉引起海外新一輪對中國民主與人權的施壓，等等，均凸顯了中國外交面臨的嚴峻挑戰，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慮、擔憂，甚至敵意。

在對待西藏、新疆、臺灣等中國內政問題上，一些海外勢力不斷制造麻煩。在外交應對上，中國有時會陷入某種被動局面，應對選擇不足，方式不夠靈活。

其二，社會經濟轉型的困惑。

三大社會經濟轉型帶來了四大問題：一是貧富差距拉大，出現了兩極分化的危險趨勢。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1%的人口掌握了41.4%財富，財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銀行聯合貝恩管理顧問公司對外發布了《2009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內地高凈值人群(指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以上)，2009年持有可投資資產規模超過9萬億元，相當于中國總人口0.2‰的人，持有相當于全國城鄉居民存款余額20萬億元的近一半資金。此外，電力、電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人數不到全國職工總數的8%，工資與福利收入總額卻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