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教授辛鳴：先富為什么還沒帶來共富(2)

2012年02月02日 07:20
來源：中國改革作者：辛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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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有兩個緣由：一是在中國社會深厚的文化傳統影響下，先富帶后富是一件當然的事情。

一個家庭由于財力物力有限，把全家僅有的可憐的一點點資源和條件先集中到諸多兄弟姐妹中的一個人身上，讓他富裕起來、發達了，就把大家都拉扯起來了，大家就都有盼頭了。

既然在家庭里可以這樣，擴展到國家中又會有什么不應當的呢？中國社會“國家中這個詞的構成就很有意味，所謂“國家是以“家庭為基礎的，國家就是一個大家庭。

第二點，源于中國政府的高度自信和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的高度信任。中國社會的體制決定了政府的權力如此集中強大，政府發令要求先富起來的人幫助后富的人豈不是小事一樁？中國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到時候怎么可能不幫助人民富裕？

可是，事情的演變卻不像大家預想的那樣。一部分人是富起來了，而且還富得不一般，我們不用羅列什么數據，僅就中國成為奢侈品消費大國和一些中國游客在海外的瘋狂埋單豪舉這些細節就可看出富裕的規模、成色和檔次。但是，共富卻好像遙遙無期。現在一些先富起來的人一聽說共富，就扣上平均主義的帽子，認為是走回頭路，甚至還找出種種理論根據。

為什么先富不愿意帶后富呢？因為中國社會在改革的過程中社會文化也在改變。經過數十年的改革，中國的人與人之間不再是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而是現代政治文明意義上的“公民”，是一個個相對獨立的互不相關的個體；聯系中國人之間的紐帶不再是情感與宗法，而變成了利益與規則。我這個先富起來的公民憑什么要對其他公民負有責任？固然從社會發展角度來說，這一變化是進步的變化，但這一變化也卓有成效地挖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做法的情理合法性基礎。

那么，又為什么政府在推進共富方面好像也沒有大作為呢？一方面，市場化的改革讓政府不再像自己想像中的計劃經濟背景下那樣的有力量。面對市場的邏輯、法治的約束，政府非有大智慧、大擔當很難有大手筆、大決心；另一方面，政府中的成員財產狀況也在發生變化。我們不是僵化地要求在政府工作的人都要是窮光蛋(事實上也不可能成為窮光蛋)，但至少應該與該社會最大多數群體的財產狀況相匹配。否則當他們自己首先成為先富起來的人的時候，他們還有動力去共富嗎？城市房價居高不下，老百姓就怪開發商黑心了，后來發現有些冤枉，原來背后政府也要靠高房價賺錢花；再后來看，還有更深一層的事實：現在絕大多數的政府工作人員家里面都有一套以上的房子，真正打壓房價的政策怎舍得出臺？

鄧小平當年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要教會更多的中國人去追求富裕。當今日中國人人都知道要富裕的時候，還依然把權宜之計當作不變之策，把手段當作目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做法就一點合法性也沒有了。

不能輕言“定型”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輕言跨越，不等于就沉湎于這一階段而不思進取，更不能用一些政策制度把這一階段定型化。

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是中國改革取得突破的根本性前提，也是中國改革的基礎性理論支撐。鄧小平南方談話通篇都是圍繞著這一大背景展開的。

鄧小平講，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是“不夠格”的社既然我們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是站在社會主義門檻前的社會主義，一些不是社會主義的東西也可以拿來為我所用，一些不是社會主義的東西也可以允許它發育成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所以，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些政策有其明顯的階段性特征、過渡性特征，我們不能用純粹的社會主義眼光去苛求。

又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至少要有100年，到本世紀中葉能走出這一發展階段就已經相當了不得了，因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策一定要保持相對的穩定性。正像鄧小平在南方談話里強調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

但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輕言跨越，不等于就不思跨越。我們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概念，正是為了能真正從實踐上跨越這一階段。那么，為了未來的跨越，現在就不能輕言“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