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憲忠：重新解讀公平與效率的真實關系

2012年08月21日 09:33
來源：鳳凰網財經 作者：俞憲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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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發展的核心要義是相互依賴日益加深和文明制度加速趨同，全球化競爭的首要內容是國家制度博弈，各種不同的國家制度之間通過全球化而展開比較和競爭，并在競爭中優勝劣汰與融合變遷，在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沒有比制度現代化而更加重要的事情。制度既是社會發展的游戲規則和基礎支撐,也是國民大眾所共享的公共物品和發展平臺。市場經濟的交易成本就是制度成本，其交易效率也是制度效率，特定國家的制度效能結構顯示著制度質量，制度效能設計的重要性，對任何國家發展都具有首要性、支撐性和優先性。世界銀行提供的2006年世界發展報告所概括出的一個實證性普適原則就是：“當今富國和窮國間個人平均收入的差別主要歸咎于制度的不同。”著名管理學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在《科學管理原理》一書中也曾高瞻遠矚地指出：全球化時代的“未來，制度是第一位的。”國家發展差異首先取決于其制度質量,而制度質量則又取決于制度設計的公平程度和效率水平。著名經濟學家魯迪•多恩布什在《通向繁榮之路》一書中指出：“環顧這個世界，它看似不動、難以改變，實則不然。只要在最恰當的地方輕輕一推，就可能引爆一次變遷。”重新解讀并科學定義公平與效率之間的真實關系，對發展中國家的轉型發展將會具有核心價值和重大意義。

一、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理論誤讀

在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并實現現代化的轉軌發展進程中，對國民收入是選擇“先增長后分配”還是選擇“先分配后增長”，抑或是選擇“增長與分配時序交替”的第三條道路，經濟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法學家、企業家和政治家們就此展開了廣泛而持久的爭論,其爭論的實質仍然是公平與效率這個永恒的發展主題。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在其《財產與自由》一書中認為：“不同的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賦予‘公平’這個詞以不同的含義。有些人還使用諸如‘正義’等其他術語來表達類似的或者相關的概念。……這些概念注重個人之間的關系，以證明社會制度的正當性。”在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上，國內外經濟學界迄今存在著三種不同的主流理論主張和主導政策取向：一是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自由主義者為代表的效率優先論，這種理論認為，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高效率在經濟發展中具有優先性，反對政府以收入均等化為目標的任何干預政策，否則就會造成對經濟發展的重大損害；二是以羅爾斯(J.Rawls)等國家干預主義者為代表的公平優先論，這種理論認為，效率既來自不公平也不代表公平，國家應干預市場和推行社會福利事業，奉行公平優先的分配政策；三是以阿瑟·奧肯(Arthur Okun)為代表的公平與效率最優交替論，這種理論認為，效率與公平同等重要，既要以最小的不公平代價獲得最大效率，又要以最小的效率損失獲得最大公平，如果效率優先一段時間后，必須換之以公平優先，或者相反。

上述三種主流觀點都隱含了一個顯著而共同的基本理論前提，就是將公平與效率視為彼此對立或相互排斥的范疇，因而是一種公平與效率互不包容的對立觀，其分析方法實質上是一種割裂因果互動關系的靜態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各界先是普遍認同和基本奉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導向，近年來又逐漸形成了“初次分配效率優先，二次分配(再分配)公平優先”的基本取向，實質上也是在堅持公平與效率對立觀的前提條件下，來搖擺不定地討論與之相關的制度設計和制度變遷問題。就一般情形而言，政治家們大多是從政治穩定角度來建構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企業家們多是從資源配置角度來對待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理論家們大多是從倫理規范角度來描述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就大多數偏好取向分析，政治家們似乎更強調公平偏好，企業家們似乎更注重效率偏好，理論家們似乎總是在兩種偏好之間爭論不休。

我們認為，國內外社會各界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起始于對制度“公平與這一重要范疇內涵的定義、認知和解讀，并由此引發了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長期爭論不休。因而首先需要從根本內涵上界定公平與效率的內在含義，然后才能有效地展開相關討論。經濟運行“效率關屬于標示稀缺資源配置、經濟增長狀態和經濟發展程度的產出范疇，經濟運行是否具有效率及其效率高低，主要由其可統計感知的實際產出水平來衡量或顯示，社會各界對效率認知和解讀的分歧較少，基本上具有一致性，很少有是由于對某一實際產出水平效率高低的判斷分歧而發生爭論。爭論分歧只能來自于對某種實際產出水平即效率產生原因的解讀和描述，或者說爭論的焦點在于：到底是由于公平還是不公平導致了某種或高或低效率水平。與效效率關對應的“公平與則主要是指社會成員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產權界定、市場競爭、權利配置、機會分配、參與程度、介入水平、就業流動、收入差異、國民待遇、自由選擇、責任承擔和政策選擇等方面的公正平等，因而公平是屬于游戲規則等方面的制度范疇，公平總是指向制度公平，總是表達社會成員對某種制度質量或制度效能的主體感受和價值評價。因此，效率與公平的相互關系實質上是經濟產出與制度安排之間的關系問題。

二、制度公平的基本含義

第一，公平首先是指發展權利平等而非物質或經濟狀況相同。公民之間在各方面均具有完全平等的自由選擇權利，相互間不允許因性別、年齡、種族、出身、家庭、地區和職業差別等，而使一部分人得以歧視和排斥另一部分人。公民之間理應享有完全同質均等的國民待遇，這種無差異的主體權利配置受到國家法律保護, 著名管理學家雷蒙德·A·諾伊在其《人力資源管理》曾明確指出：“禁止國家不給予所有人以平等的法律保護。”但制度公平的這項含義在此并不排斥不同主體之間物質條件或經濟收入的差異。

第二，公平是指公民間均具有參與各項社會活動的平等機會而非主體參與能力相同。盡管在各種各樣的發展機會面前，公民均具有自由、自覺、自主和自愿的平等選擇權利，機會面前人人平等，也都具有完全相同的發展渴望，但每個人的主體選擇能力因血親遺傳、生命周期和教育程度等原因存在諸多懸殊，其努力程度、創新能力和風險意識也不盡相同，因而制度公平的這一重要含義在此并不排除公民之間存在辨識和獲取機會的主體能力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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