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克強經濟學核心是結構性改革

2013年08月14日 19:14
來源：《國企》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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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要在調結構中發揮主導作用

《國企》：有人認為，目前新一屆政府的一些舉措，是加大市場經濟的表現，這對國有企業有無影響？國有企業很多身處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可能“船大難調頭”，您對此有何建議？

張政軍：新一屆政府加大市場化力度，如取消上百項行政審批項目，對小微企業出臺的利好消息，以及調整產業結構，既對小微企業有好處，對國有企業好處。一是精簡行政審批對任何企業都是利好，凡是涉及行政審批的事項都可以更高效率地完成；二是產業結構調整有利于各類企業的長期有效發展；三是很多領域的國有企業和中小企業都是同一產業鏈上的上下游合作關系，小微企業更有競爭力非常有利于整體產業鏈競爭力的提升，對市場化經營的國企也有大的好處。

另外，我不太同意用“船大難調頭”來形容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領域的國企。首先需要正視市場經濟下周期性產能過剩是正常現象，對政府和企業來講最重要的是評估周期的長短和對企業影響的程度，并拿出相應的應對措施；其次調整過剩產能采用退出政策，應主要針對結構性產能過剩；再次從長期應重視消除導致政策體制性產能過剩的政策體制原因。

祝波善：目前出臺的一些政策，對于國有企業影響并不大。實際上，國有企業發展的問題與“船大船小”無關，而是與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生活中的定位密切相關。這個問題不真正搞清楚，就不會真正聚集其促進國有企業轉型升級的動力和壓力。

眼下的現實是，央企中一些行業產業集中度較低，資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競爭力不強，存在重復建設、惡性競爭、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問題，企業內部也存在大而全、小而散的現象。過去經濟形勢好的時候，央企大干快上拼規模，應該說央企“做大做強”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現在中國經濟處于轉型期間，這時候提出做‘減法’是有必要的。

國有企業最需要的是改革。改革的核心是：第一，對于國有企業實現分類監管；第二，真正實現國有資產的有進有退，不僅要能夠做加法，而且要學會做減法，對于一些低效資產必須要能夠退出；第三，立足于產業升級的要求，對國有企業進行新一輪的重組，這個絕對不同于過去為了監管數量的重組。

陳及：最近在看一些行業財務報表時，我發現與民企和外企相比國企的效率相對較低。前一段時間有一些央企巨虧，這有外部環境的影響，但更重要是因為國企體制不能充分適應市場變化的客觀要求導致的。如果將外部環境和行業特點當作虧損的主要理由，企業無疑會理直氣壯地要求國家財政補貼企業來降低負債率。但民企和外企也同樣身處這個大環境之中。動輒要求行政干預，破壞了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占據最優資源的國企，要反省企業在投資決策上的失誤，管理水平較低與盲目擴張追求速度，而不是找各種理由開脫。

“克強經濟學”的經濟理論是市場化取向的、反對政府過度干預市場機制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國企要轉型，要弱化政府主導，不能再走計劃經濟時期的套路，要充分適應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政府對國企必須減少行政干預，不能再用統制經濟的辦法管理國企。比如，政府不應該大量補貼國有企業。其次，政府不應該對國企干預過多。如有的國企明明一直在虧錢，卻還要大量生產。按市場規則來說，虧錢的企業自然就會退出這個行業。這樣不會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中國經濟轉型要成功，就必須遵循市場經濟規律，拒絕權力支配市場，必須攻克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的攔阻。

李錦:“克強經濟學”的成敗取決于是否能夠推動“結構性改革”。隨著市場化的加快與金融向小微企業傾斜，國有企業面臨更大挑戰。目前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大多分布在傳統產業，不少處于產業鏈、價值鏈的中低端環節，戰略性新興產業比重比較低。“結構性改革”對國有企業影響很大，不調整不行。

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要根據自身功能定位，進一步梳理主業，明確不同領域不同特點的布局結構調整思路；根據各個行業的現有布局狀況，明確加強和調整的重點，做強優勢行業；根據產業發展的趨勢，明確重點發展方向，占領新興產業制高點。要通過兼并重組、關停并轉、加快“走出去”等方式化解產能過剩的矛盾；要考慮區域布局，適應城鎮化發展的需要，注重東中西部和東北老工業基地國有經濟的協調發展，實現國有資本的合理高效配置。

經濟減速，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壓力，企業、市場、銀行也有壓力。有壓力才能轉型，沒有壓力是不可能轉型的。不在調整中走向興盛，就在調整中走向衰敗，這是無法回避的命運，國有企業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當然，結構性改革不僅僅和中國政府的經濟和產業政策相關，還與國際經濟和貿易環境息息相關，堪稱是目前改革中“最難啃的骨頭”。可以說，如果這一艱巨任務得以出色完成，“克強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獲得了成功，如同上世紀八十年代“里根經濟學”引導美國人走出滯脹危機重返“山顛之城”一樣，“克強經濟學”也將帶領重重危機下的中國經濟持續繁榮。記者趙春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