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據(jù)科斯路線建議兩權分離曾被干部罵個半死

2013年09月09日 21:20
來源：鳳凰財經(jīng) 作者：張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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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張五常夫婦赴斯德哥爾摩參加科斯教授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照片為科斯與張五常夫婦在一家酒店里的合影。（來源：資料圖）

原標題：悼科斯

作者：張五常

二○一三年九月十日

編者按：9月2日，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交易成本理論提出者羅納德?科斯（Ronald Harry Coase）在美國逝世，享年102歲，此時，距離其計劃中的首次中國之行，只有一個月時間。知名經(jīng)濟學家張五常與科斯有長達50年的交誼，堪稱其最信賴的學術知己，應本網(wǎng)約請，特發(fā)來此文，以寄托哀思。

核心提示：一九八五年我從上述的科斯路線指出，資產(chǎn)的所有權不重要，但資產(chǎn)的使用權與收入權重要，建議北京要讓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后者要清楚地界定權利誰屬。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都鋼鐵廠作了“兩權分離”的建議及解釋的講話，后來知道我離開后給干部們罵個半死。但再過一年鄧小平先生又推出同樣的兩權分離的建議，說那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是受到我的影響嗎？天曉得！

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1910-2013）謝世了。我們不會為一個在地球上活了一百零二年多的人的辭別感到悲傷。我自己跟進著科斯的病況：幾星期前跟他通了電話，知道他的思想清晰依舊，但跟著病情反復，希望與失望幾番交替，孤燈挑盡，一個學者可走的路是走完了。我認識的經(jīng)濟學者奇怪地長壽。

終于有點遺憾

不悲傷，但非常惋惜：科斯終于沒有到中國來。一個熱愛著中國九十多年的人，認為炎黃子孫的天賦與文化皆獨步天下，但多災多難，落后貧困那么久，心境難平，聽到他期望了那么久的中國奇跡終于出現(xiàn)，怎可以不到中國來看看呢？去年他近百歲的太太謝世，自己可以到中國來了。我對他說，既然沒有后人親屬，在哪里謝世都一樣。

航空公司說沒有問題，護照過了期要再辦，我太太找到一間很舒適的賓館套房，也跟一些醫(yī)生朋友打了招呼。提到科斯，中國的朋友都站起來。我選今年十月大假之后，天氣可人，要到哪里漫游，哪些大學見些學子，到了中國再算吧。我知道他喜歡多見中國的青年，也知道中國不少青年很想見到他。美國的朋友說，每次科斯提到將要到中國，很興奮。可惜終于還有這點遺憾！

經(jīng)濟學整體需要革新

一九六二年底我才拜讀科斯一九六一年發(fā)表的《社會成本問題》。該期的學報說是一九六○，但為了等科斯的文稿，一九六一才面市。科斯說他趕稿趕得要命，但主編戴維德卻對我說，他知道那會是百年一見的經(jīng)濟文章，多等幾年沒有問題。戴老認為絕大部分的文章不值得發(fā)表。

《社會成本》一文當時使我震撼，因為一九六二年我讀了很多關于外部性（externality）的文章，老是不明白，求教于幾位老師，他們怎樣解釋我也不明白。讀到科斯的《社會成本》，我對自己說，怎么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外部性的諸多理論是搞什么鬼的？經(jīng)濟理論的結構豈不是錯得一團糟？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科斯和我成為好朋友。我對他解釋為什么我認為他的《社會成本》將會革新經(jīng)濟學的整體。他很高興，后來一九九一年在他的諾貝爾演辭中提到我對該文的看法。多年過去了，真的有革新嗎？愈革愈差！這是我決定寫《經(jīng)濟解釋》的一個原因。十多年前我花兩年寫了三卷本，因為事忙有好些地方寫得不稱意。目前的大修其實是再寫，三卷變?yōu)樗木恚f字變?yōu)榱f字，兩年變?yōu)樗哪辍呛檬菈慕?jīng)濟理論的整體結構終于被我革新了。

不知為不知是大學問

科斯是個奇怪的人。我要到認識他之后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外部性”是什么一回事，沒有聽過“externality”這一詞！為此一九七○年我發(fā)表《合約結構與非私產(chǎn)理論》，長的，但內(nèi)容其實只是說：蠢到死，沒有外部性這回事！當然屢受千夫指，但今天該文還在，還可在好些研究院的讀物表中見到，而千夫則不知何處去矣！做學問是過癮的玩意。

說到《社會成本》那篇大文，其實我認為科斯早一年發(fā)表的、寫同一話題的《聯(lián)邦傳播委員會》是更好的文章。去年我跟巴澤爾這樣說，他讀《聯(lián)邦》后來郵，說我對，天下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經(jīng)濟學文章？同學們要知道什么才算是學問，跪下來拜讀該文吧。

主觀強有偏愛

我們不容易明白為什么科斯對中國那么偏愛，而作為信奉私產(chǎn)與市場的一代大師，他卻高舉中國的共產(chǎn)黨！（我有他的親筆信為證。）我自己不明白的，是行內(nèi)的朋友喜歡把我和科斯連帶在一起。我和科斯相聚的時間其實短暫。一九八二年科斯榮休，《法律經(jīng)濟學報》要集文作賀，我交去的《公司的合約性質(zhì)》被放在前頭。一九八七年英國的The New Palgrave經(jīng)濟學辭典出版，寫《科斯》那項由我執(zhí)筆。一九九一年科斯獲諾獎，我和太太獲邀到瑞典去，要我在一個諾獎得主云集的宴會中，代替需要休息的科斯講話。害得我和太太花了三萬港元造晚禮服，指定要是怎么怎么樣的。我投訴，但邀請那方說：“不會是浪費，你們還要再穿的。”到哪里再穿呀？長長的燕尾，古怪的襯衣，一百年后我的孫兒的孫兒或可拿去拍賣。

一九八○年十二月，美國經(jīng)濟學會在底特律舉行年會，科斯約見我，大家在賓館喝咖啡的地方坐下來，他簡單地說：“聽說中國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國去。”這是突如其來，我無以為對。過了好一陣，他解釋，說：“沒有人懷疑你在美國的學術成就，但中國要改革，他們不會知道怎樣做才對。經(jīng)濟制度的運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們不改無話可說，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國的貢獻會比留在美國的大。”我也無以為對。咖啡就是那樣喝完了。

楊懷康傳口信

過了幾個月，楊懷康說，香港前財政司郭伯偉（編者注）囑他通知我，香港大學的經(jīng)濟學講座教授之位將要空出，要我考慮。科斯知道，促我申請。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到港大上任，坐在那里我知道要放棄用英文動筆了。但我沒有用中文寫過文章，怎么辦呢？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發(fā)表《千規(guī)律，萬規(guī)律，經(jīng)濟規(guī)律僅一條》，用中文，由我口述朋友執(zhí)筆，回應孫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發(fā)表的《千規(guī)律，萬規(guī)律，價值規(guī)律第一條》。我的《千規(guī)律》指出，在無數(shù)的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中，只有市價不會導致租值消散，而市價只能在資產(chǎn)屬私有的情況下才出現(xiàn)。該文沒有提到科斯，因為他從來不管租值消散。我自己要到多年后才成功地把租值消散與交易費用畫上等號，打開了另一個新天地。

林山木拍心口

一九八二年我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有中譯，但不是我譯的。該文多處提到科斯，介紹了他的交易費用觀與權利界定觀。但我還是沒有用中文寫過文章。后來決定試以中文動筆，是因為《信報》的林山木（編者注）“拍心口”，說每篇的文字他會親自過目。

有山木站在旁邊，說不得笑，我一口氣地寫下足以結集為三本書的文章：《賣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國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論中國》（一九八六），都寫得用心。令我高興的是北京“盜版”，把《前途》與《再論》每本復印了二千冊，蓋上印章說“內(nèi)部閱讀”。《從科斯定律看共產(chǎn)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發(fā)表，結集于《賣桔》。那三本結集的大部分文章皆或明或暗地牽涉到交易費用與權利界定。一九八五年，今天變?yōu)槁蓭煹暮钸\輝終于看出了玄機，說：“其實你的文章來來去去都是說同樣的話，是嗎？”我回應：“那是絕技，不要把我的秘密說出去。”

推銷思想要講法門

這就是問題。把市場經(jīng)濟的運作正確地介紹給中國的同胞，有如把一種物品向他們推銷，要選哪個牌子及怎么樣的包裝才有成效呢？整個二十世紀的信奉市場的經(jīng)濟大師我差不多全都認識，知道他們樂意讓我用他們的名字。多年以來，影響中國的思想家差不多全部是西方名字。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銷呢？

我的老師阿爾欽被譽為產(chǎn)權經(jīng)濟學之父，但他的重要貢獻是產(chǎn)權與競爭的關系，解釋起來不會一招打中中國需要改革的命脈。弗里德曼是自由經(jīng)濟的頂級大師，但提到“自由”北京會說“我們也有”，何況該詞要從局限約束的角度看，解釋很麻煩。“私產(chǎn)”一詞當然不能用，就是“資本主義”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科斯呢？他提出的觀點與角度夠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開了當時在中國存在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我于是集中于交易費用與權利界定這兩項科斯的看家本領入手。

私有產(chǎn)權換了包裝

二○○八年我為科斯寫《中國的經(jīng)濟制度》，其中有如下的回憶：

“沒有更好的時間，沒有更好的地方，也許沒有比我這個寫手更好的推銷員，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推廣科斯的思想。那時，國內(nèi)的意識大門逐漸打開：同志們知道他們歷來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處。一九八二年五月，我獲任香港大學的經(jīng)濟講座教授，那是當時跟進中國發(fā)展的最佳位置。我對科斯的論著了然于胸，而眾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是個中國文化與歷史專家，同志們不能對我說我不懂中國——他們對外人例必這樣說。我可以用中文動筆，沒多久就寫出讀者認為通俗、風格鮮明的文字。這一切之上是科斯的原創(chuàng)思想，當時容易推銷。如果當時的中國像今天那樣，我是不會那么幸運的。

“首先是交易費用的思維。中國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識那無數(shù)的瑣碎麻煩，例如要背誦口號，要排隊輪購，要搞關系，要走后門。他們每天要花幾個小時做這些事。當我說如果這些費用減低，收入會飆升，就是最頑固的舊制度維護者也難以應對。當時的交易費用奇高，怪事天天有，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時間與多篇文章才能說服中國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費用不會下降。這方面，應歸功于我。

“要改為哪種制度呢？不容易說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觀點：市場價格是唯一不會導致租值消散的準則，那些慣于排隊數(shù)小時的人不難明白。然而，當我指出市價只能用于私有產(chǎn)權的制度，同志們不易接受。私字當頭，在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里沒有半點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產(chǎn)權更是直接地違反了北京對社會主義或共產(chǎn)主義的執(zhí)著。

“在這重要關鍵上，科斯的資產(chǎn)權利需要清楚界定這個思想大顯神功。作為當時的經(jīng)濟科學推銷員，我知道同樣的產(chǎn)品有了個新的包裝。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guī)Цダ锏侣驄D會見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時，趙先生急于向米爾頓解釋資產(chǎn)權利界定的重要。這對話有存案，在好幾個地方發(fā)表過。成功地推銷科斯的經(jīng)濟觀給總書記也應歸功于我。”

思想影響難以肯定

上述幾段文字是寫給科斯讀的，當然要讓他老人家開心。雖然說的是實情，但究竟科斯的思想有沒有真的影響了中國改革的策劃我不能肯定。

一九八五年我從上述的科斯路線指出，資產(chǎn)的所有權不重要，但資產(chǎn)的使用權與收入權重要，建議北京要讓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后者要清楚地界定權利誰屬。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都鋼鐵廠作了“兩權分離”的建議及解釋的講話，后來知道我離開后給干部們罵個半死。但再過一年鄧小平先生又推出同樣的兩權分離的建議，說那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是受到我的影響嗎？天曉得！

我不相信經(jīng)濟學者有本領改進社會，更不同意改進社會是他們的責任。我認為經(jīng)濟學者的職責只是解釋世事或現(xiàn)象，或者解釋怎么樣的政策會導致怎么樣的效果。這些，原則上經(jīng)濟學可以推得很準確。這是科學。

我不是個改革者。然而，抗日戰(zhàn)爭時在廣西差不多餓死，死不掉對國家的關心無從掩飾。三十年來我寫下無數(shù)的政策批評或建議，也只不過是為了這點關心。如果我著重于北京的朋友接受我的建議，不會活到今天。我絕對不同意凱恩斯的看法，說什么政治狂人只不過是一些死去了的經(jīng)濟學者的思想奴隸。

一些北京朋友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國的干部凡事收費是源于我一九七九發(fā)表的《千規(guī)律》。你相信嗎？干部收錢需要我教你信不信！馬克思有影響昔日的中國嗎？我認為影響了采用“共產(chǎn)”一詞，但只此而已。我看不到毛澤東的思想與政策跟《資本論》有明顯的關系。是凱恩斯影響了政府大手花錢嗎？還是政府要大手花錢才捧出凱恩斯？

一個首選的實例

寫了這些近于題外話的話，為的只是要說一句中肯的判斷：如果歷史上真的有一個經(jīng)濟學者曾經(jīng)影響了一個重要國家的經(jīng)濟——如果真的有——那么科斯影響了中國是我首選的實例！他提出的使用權利要有明確界定的原則，在土地的使用上這些年在神州大地隨處可見，比我知道的所有其他地區(qū)都要明確。法律怎樣說是一回事，實踐如何是另一回事。不要忘記，人民公社的日子還算不上是歷史，如果依照歷史的時間表，中國的使用權利界定的轉(zhuǎn)變恐怕要用上兩百年！

渺茫的希望見到光了

今年六月，港大成立了不久的“科斯產(chǎn)權研究中心”的幾位朋友飛到芝加哥去拜訪科斯，一百零二歲的老人家還有魄力與智力跟他們傾談了四個小時。傾談中該中心的主事朋友問科斯：“你對我們這中心有什么期望呢？”科斯想了一陣，說：“希望你們能產(chǎn)出幾個張五常。”

科斯很不滿意三十年來經(jīng)濟學的發(fā)展，這幾年他屢次要求我把他認為是“好的經(jīng)濟學”在中國搞起來。當然是他的一廂情愿，希望渺茫。然而，這些日子我覺得機會不是零。幾天前遇到一位在北京大學念經(jīng)濟本科第四年的十七歲的女孩子，對我的論著讀得很熟，提問有水平。她說同學們都在讀我的《經(jīng)濟解釋》。其他一些內(nèi)地的大學都出現(xiàn)了類同的情況。只要中國的同學樂意讀，細心地讀，互相研討、爭議，堅持下去，科斯的希望會達到。我是用盡心機再寫《經(jīng)濟解釋》的。

以愛傳世將成佳話

科斯謝世后，跟了他十五年作為助手的王寧給我太太電話，說科斯死前說他的遺物——書籍、書信、文稿之類吧——要全部交給我。但過了兩天王寧說，法律上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如果拿到這些遺物，我會請人整理好，找一間適當?shù)牟┪镳^放進去。

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說蓋棺可以論定。以我之見，一個明顯的定論是科斯的名字會寫進中國將來的史冊上。一定的，但不一定是因為科斯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思想貢獻永遠有問號。我肯定科斯會名留中國青史的原因，是他對中國衷心的愛，對中國人的真誠關懷，很多中國的青年學者知道，今天變得有口皆碑了。中國將來的歷史是由這些青年學者或他們的子子孫孫寫出來的。

以愛傳世是多么美麗的故事！

編者注：

郭伯偉爵士，（Sir John James Cowperthwaite，1915年4月25日－2006年1月21日），英國殖民地官員，1961年至1971年出任香港財政司。任內(nèi)貫徹地推行“自由放任”政策，除了維持低稅政策外，還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

林山木，（1940年－），筆名林行止，潮州澄海人。香港《信報財經(jīng)新聞》創(chuàng)辦人，長期主持報刊筆政，被譽為“香江第一健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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