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昔日調侃科斯：想象豐富思考持久表面卻笨拙得很

2013年10月19日 22:51
來源：鳳凰財經作者：張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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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注：本文寫于1990年7月，科斯獲諾貝爾獎之前。張五常于2013年10月19日深圳參加追憶科斯會議，獨家授權鳳凰財經發布。

原標題：我所知道的科斯

（一）

1961年秋天，我剛進了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經濟院，遇到一件難忘的事，一位經濟系老師退休，把他的舊書及學報（雜志）放在經濟學習的辦公室“拍賣”。沒有拍賣官；每本刊物都夾著一張紙，請有意購入該刊物的人把自己的姓名和愿意出價若干寫在紙上。價高著得，自己心中的價格不夠紙上別人所出的高，當然知難而退，不用出價了。

我和好些同學都好奇，看看每本刊物的出價如何及出價人數多少。有些不見經傳之作，無人問津，也有一些僅出幾毛錢的。名著如凱恩斯的《通論》、馬歇爾的《經濟學》、費雪的《利息理論》等。出價者總有好幾位，而價格也相當可觀。但令人最矚目的，是一本1958年新出版的雜志——《法律經濟學報》。這是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出版的刊物，五八年初版，每年只出一期，每期印行不及五百本。

拍賣中的那本初版《法律經濟學報》看來很殘破，顯然被不少人翻閱過。舊的學報從來不值錢，但這本貌不驚人的舊冊子，出價的竟然有二十多人；新的原價二元，我要出價二十五元才能買到破舊的。那時，二十五元是可觀的數目了。當我“中標”后，從錢包里掏出那二十五元交給經濟系的女職員時，她好奇地望著我說：“我們辦公室里的人都等待著，很想看看哪位好漢贏得這本殘破的學報。”

是的，早在1961年時，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研究生，就東德搶購這本后來具有革命性影響力的學報，但當時沒有幾家大學聽過它的名字。

事情是這樣的。弗里德曼太太的哥哥戴維德（A.Director），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一個主要思想家，其智力與深度決不在弗里德曼之下。戴氏只有一個哲學的學士頭銜，絕少發表文章，在芝大的法律系任教。教的卻是經濟。與他相熟的高手學者，無論是法律系的還是經濟系的，都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戴氏既不著書立說，也不喜歡教書。他喜歡閱讀，沉默寡言，但一開口說話，旁邊的人都靜下來細聽，好像怕走了寶似的。

只有世界上最高級的學府才能容納像戴維德這樣的人。如果在香港大學，他連助理教員的職位也不可能得到，更不用說講師了。然而，當時戴氏在芝大，既不寫文章也不愿教書，同事們就得找點適當的工作給他干。法律學院院長于是想到了辦一本法律與經濟合并的學報。請戴維德作編輯。不過戴氏對此也不感興趣。他認為一般的學術文章都不值得發表；而一本刊物要靠大學津貼資助，沒有市場的需求，是浪費資源，不辦也罷。但是，他覺得自己除了日夕在思想上下功夫，對校方沒有多少可以量度到的、具體的貢獻，也就不好意思推卻這編輯的職位了。

戴氏作學報編輯的作風自成一家，成為佳話。他很少約稿，從不催稿，永不趕印，絕不宣傳。每年只出一期的學報，今年應出的往往遲到下一年才面世。但一九五八年底所出的第一期，十篇文章篇篇精彩。識者無不拍案叫絕。因為只印數百本，內容很專，很深入，只有對真實世界有興趣的人才重視，所以知道的人不多，訂閱的更少，要不是阿爾欽等人在我進入加大研究院之前對那學報贊不絕口，我不會從同學那里常常聽到它的名字。

科斯（R.H.Coase）曾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他是在那里取得學士的。學士學業的前一年，僅二十歲，他獲得一項游歷的獎學金，到美國一游，路經芝加哥大學時，曾走進奈特（F.H.Knight）的課堂長聽了幾課，若有所悟，寫了一篇題為《公司的本質》的文章，不過等到六年之后—一九三九年—才發表。這篇文章很有名，但其巨大的影響力，要到四十年后才發揮出來。一個二十歲的青年，竟然可以寫出一篇四十年后在經濟學上具有革命性的文章，可說奇哉怪也。

取得學士之后，科斯曾先后在兩間英國大學任教職，1935年轉回倫敦經濟學院任搖，1945年發表過另一篇頗為重要的文章。1951年，要赴美國謀生，沒有博士銜不好辦，他就以幾篇文章申請，獲得倫敦大學的名譽博士銜。戴維德曾在英國與科斯有一面之緣，也就替他寫了一封介紹信。認識戴氏的人無不重視他的意見。于是，科斯1951年抵美后在水牛大學任教，1958年再轉到維珍尼亞大學去。這一切并無什么特別之處，那是說，在當時，科斯的學術生涯顯得平平無奇。

（二）

1958年末，戴維德的《法律經濟學報》出版了。阿爾欽在洛杉磯的加大閱讀后，向人極力推薦，從此影響了我的半生。剛到維珍尼亞大學任職的科斯拿起來一看，覺得很有意思，便在1959年寄給戴維德一篇長文，題為《聯邦傳播委員會》。主編的戴氏一讀來稿，驚為天文，就把它發表于1959年那期學報的首位，面世時已是1960年了。我在1962年才有機會拜讀，欽佩服得五體投地。即使今天，我還是覺得那樣好的經濟文章是絕無僅有的。

有趣的是，科斯的《聯邦傳播委員會》的發表，并不容易。雖然戴維德認為是天才之作，但當時芝加哥大學的眾多經濟學大師都說科斯的論點是錯了，不修正就不應發表。戴氏將所有的反對觀點向科斯轉達，科斯堅持己見，不認為是錯的，死不悔改。這樣書信來往好幾次，到最后，科斯回信說：“就算我是錯吧，你不能不承認我錯得很有趣味，那你就應該照登可也。”戴氏的回應是：“我照登無誤是可以的，但你必須答應發表之后，到芝加哥大學來，作一次演講，給那些反對者一個機會，親自表達他們的反對觀點?！笨扑够匦耪f：“演講是不必了，但假若你能選出幾位朋友，大家坐下來談談，我倒很樂意赴會?！?/p>

后來在1960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戴維德邀請了弗里德曼（1976年得諾貝爾獎）、施蒂格勒（1982年諾貝爾獎）、哈伯格（AHarberger，福利經濟的首要人物）、貝利（M.Bailey，理論名家），凱塞爾（R.Kessel，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學天才，醫學經濟的創始人）、麥基（J.Mcgee，壟斷理論的重要人物）、劉易斯（G.Lewis，勞工經濟的首要人物），銘斯（L.Mints，理論名家）。加上戴維德及科斯，經濟學的討論從來沒有那樣多的高人云集。

這是經濟學歷史上最有名的辯論聚會。辯論是在戴維德的家里舉行。戴氏的家里請吃晚飯。飯后大家坐下來，科斯問：“假若一個工廠，因生產而污染了鄰居，政府應不應該對工廠加以約束，以抽稅或其他辦法使工廠減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預——正如今天香港的環保言論一樣。但科斯說：“錯了！”跟著而來的爭論長達三個小時，結果科斯屹立不倒。

多年以后，當時的在場者各有不同的觀感。施蒂格勒對我說：“那天沒有用錄音機，是日后經濟思想史上的一個大損失。爭論到半途，米爾頓（弗里德曼）突然站起來，舌戰如開槍亂掃，槍彈橫飛之后，所有的人都倒下來，仍然站著的就只有科斯一個人。凱塞爾對我說：“經過那個晚上后，我知道科斯是本世紀對經濟制度認識得最深入的人?！丙溁鶎ξ艺f：“當夜是英國的光榮。一個英國人單槍匹馬，戰勝了整個芝加哥經濟學派。當夜闌人靜，我們離開戴維德的家時，互相對望，難以置信地自言自語說，我們剛才是為歷史作證?！?/p>

科斯本人呢？他差不多給那個奇異的辯論會嚇破了膽。他告訴我：“當夜我堅持己見，因為怎樣也不曾想到可能會錯，但眼見那么多大師反對，我就不敢肯定了。到弗里德曼半途殺出，他的分析清楚絕倫，我才知道自己大可安枕無憂了?！?/p>

是的，芝加哥學派之所以成為芝加哥學派，說到底，不是因為外間所說的，他們反對政府干預或支持自由市場，而是因為歷久以來，那里有一些頂尖的思想人物，對真實世界深感興趣，客觀地要多知一點。芝加哥學派在那夜之前早已聞名天下。但那天晚上，辯論開始時反對科斯的人都是贊成政府干預污染的?？扑狗磳φ深A污染勝了一仗，然而，他卻是贊成政府干預的倫敦經濟學派培養出來的。

那天晚上的大辯論，今天在經濟學界內，時有所聞。那么，他們辯論的究竟是些什么呢？

（三）

《聯邦傳播委員會》這個毫不起眼的文章題目，引起多個頂尖高手大辯論，跟著途程了經濟學上有名的《科斯定律》，而這定律使舉世開始明白私有產權的重要，間接或直接第影響了社會對共產的看法，改變了下一代的民生——這樣說是夸大了一點，但有愈來愈多的經濟學者是這樣想的。

科斯的《傳播》文章，說起來，是日積月累的結果。他自1937年發表了《公司的本質》后，研究的興趣都集中在專利或壟斷權那方面去。他特別感興趣的，是由政府保護或創立的專利權；在英國任職時，他考察過郵遞、傳播等行業。他的調查一項都很詳盡，很細心，提不起勁去讀他的文章的人，會覺得沉悶。但為了好奇而讀的，會覺得他學究天人，是多個行業的專家。若讀者不厭其詳，細心地讀，會發現科斯的文章在幾頁之中往往有一兩句很有創見，令人耳目一新的話。

1951年轉到美國任職后，科斯的興趣還是政府創立的專利權。既然他曾經研究過英國的廣播專利，到了美國，他很自然地轉向美國的廣播專利那方面去。在英國，所有的傳播—電臺、電視臺、電話、刊物等—都是由一家權力極為龐大的政府機構管轄的。這家機構的名字是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ission（聯邦傳播委員會）?？扑巩斎灰獙@機構考察一下。沒有誰會想到—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這一查，就改變了二十世紀的經濟學；

科斯對這“委員會”的首要問題是：這機構的龐大權力，從何而來？他追尋歷史，得到很清楚的答案。在本世紀初期，美國東岸的漁民駛船出海捕魚，一去就是好幾天，家里的人與他們聯絡，報平安，更重要的是通知漁船颶風之將至—是要靠收音機的。但假若兩艘或多艘漁船同時用同一的收音頻率與岸上的家人對話，那么聲音就會在空間亂作一團，使對話聽得不清不楚，后來用收音機與陸上對話的船只愈來愈多，各頻率亂搭一通，弄得亂七八糟，一塌糊涂。更甚者，有些好事之徒，為了過過癮，亂用頻率，向漁船傳播錯誤的天氣訊息，這樣的情況當然不能容忍下去。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的前身，是個很小的委員會機構，設于一九二七年，用以管治播音頻率的使用，有系統地控制收音混淆的情況。有了這成功的一頁，小小的委員會，其權力變本加厲，從一九三四年開始擴展到美國所有的傳播及通訊各方面去。

本來是明顯不過的，要一個近乎政府的機構來管轄的事，科斯卻認為是多此一舉！他認為“收音”在空間弄得一塌糊涂，是因為頻率沒有明確的，清楚的權利界定。問題的所在，是由于頻率不是私產，如果沒有管轄、誰都可以任意使用，豈有不亂七八糟之理？假若每個頻率都被界定為私有的產權，那么越權侵犯的人就會被起訴。如果所有的頻率都成為私產，那么沒有頻率“在手”而又要使用的，大課向頻率的擁有者租用。市場于是發揮作用而大顯威，把空間頻率亂搭一通的混淆整理得一清二楚，而價高者得的方法，可以使頻率的使用轉到愿出高價者的手上去。

在《聯邦傳播委員會》一文中，科斯說了一句當時少人注意，但其實是石破天驚的話。他說：“清楚的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交易的先決條件。”原文是“The 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后來舉世知名的科斯定律，簡而言之，只不過是這一句話，不要因為這句話膚淺。今天，好些經濟學博士還是對它不大了了。也是在今天，整個北京政權都不明其理。清楚的權利界定是私有產權。北京的執政者一方面要保持公有制，另一方面要發展市場，怎會不互相矛盾，前言不對后語呢？

是的，產權的問題在經濟學上早有悠久的歷史，但從來不受重視，而說不及不同制度的著作，在科斯之前很少有以產權的不同為核心的。自古以來，在法律上，產權的討論大都是以地產（不動產）為主題，牛，羊等（可動產）次之?？扑蛊娣逋怀觯钥床灰?，摸不著的廣播頻率來論產權。引人入勝，觸發了經濟學者的想像力，而頻率的混淆是侵犯產權的結果，因而很自然地就帶到污染的問題上去。污染是產權混淆的問題，這一提點，使我們對世事要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