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改革就是不斷把私權歸還給個人

2013年12月02日 10:40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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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利益要變成改革者改革才有希望

我們要實行的變革的阻力在哪？大家普遍認為是既得利益的阻撓，但是我這兩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你看歷史上好多偉大的變革，都是既得利益者領導的。如果既得利益不能變成改革者，那這個改革就沒希望了。馬克思本人不是無產階級，馬克思岳父是大的貴族，他的小舅子當部長，馬克思過的生活也不是無產階級，他在英國生活，那時候英國最高收入的10%的人，平均的年收入是72英鎊，但是馬克思一年的生活費是400多英鎊。那恩格斯呢？本身就是一個資本家。這個例子說明，說好多事情都不是利益決定的，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為我們有理念，我們的觀念，我們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既得利益者能不能變成改革者？我覺得有三種可能，一個就是觀念、理念，包括我們中國共產黨，共產黨的創始人沒有幾個是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出身的，大部分都是地主、資本家、軍閥、舊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弟。如果按照利益分析，沒有辦法解釋他們的行為，那么他們為什么要鬧革命？就是相信了新的理念，這個理念就是馬克思主義，所以引起了中國天翻地覆的歷史性的變化。從古希臘梭倫、伯里克利的民主化改革，到近代的華盛頓，再到鄧小平，他們都是出于理念在改革。美國的廢奴運動主要是白人在做，不是黑人在做，中國婦女的放腳都是男人在做，不是女人在做，所以理念很重要。

第二個方面就是，既得利益之間本身的博弈也是推動人類進步、社會轉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好多的變革發生的時候，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遠大于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包括現在政教分離，就是宗教和國王的矛盾推動的。法國大革命也是國王和貴族之間的矛盾推動了啟蒙運動的出現，導致了最后的法國大革命。西方社會的民主與法治，一開始不是在全社會范圍出現，而是在貴族、統計階級內部出現。為什么呢？因為在這之前他們也是有好多特權，但是他們利用這種特權相互傷害，最后大家就找到了一個妥協，那就是尊重了相互的權利。原來在西方，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開辦公司都是特權，不是權利。要得到國王的特許，或者是得到議會的授權你才能夠創業。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就是東印度公司，那就是一個國王授權的壟斷公司。但是到了19世紀中期，具體來說英國在1844年，法國在1867年，美國在1842到1851年期間，特權就變成了人權，就是成立公司不再需要通過特許了，注冊就可以了。按照我們過去階級分析的觀點，我們強調社會矛盾主要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其實這個真的不是這樣。你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比工人和資本家矛盾要大得多，同樣資本家之間的矛盾也比工人階級要大的多，再華盛頓游說反對中國的都是美國工人階級，而不是美國的資本家，美國的資本家都支持中國，美國工人游說反對中國，因為中國廉價產品進口影響到他們的工作。

那還有一種非常重要，就是統治階級是不是意識到變的必要，或者有沒有這種危機感。我特別喜歡舉的一個比喻就是華盛頓的故事，華盛頓1799年去世的時候，他的遺囑要求等他太太去世后，就把他277個奴隸都解放了，但是他太太在他去世一年之后就把這些奴隸都解放了，有人問她為了這么著急把他們都解放了？她說我不想生活在那種盼我死的人當中。華盛頓為什么要廢除奴隸？是因為理念，華盛頓太太為什么要廢除奴隸？她有一種危機感，因為她不廢除的話這些人可能會害她。

看中國的歷史，比如清朝，死皮賴臉不改，最后想改了，要實行憲政了，但沒機會了，所以最后就發生了辛亥革命。

我們中國下一步變革有兩個因素非常重要：一個是理念，一個是領導力。理念可以正確可以錯誤，領導力可以弱可以強。最好的組合就是正確的理念、強的領導力，最壞的組合是錯誤的理念、強的領導力，當然還有其他次好的。強的領導力可能走向兩個極端，但是我覺得變革期間沒有強的領導力真是不成。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改革前25年就是有一個好的理念，也有比較強的領導力，過去十年改革倒退就是我們理念倒退了，但好在領導力不是特別強。

現在不是改革阻力大是改革動力不足

我們未來會怎么樣？大家都知道改革的阻力確實很大，但是大家不要以為80年代、90年代改革沒阻力，沒有既得利益集團。任何體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團，如果沒有既得利益集團計劃經濟不可能維持那么久，蘇聯也不可能維持那么久。那改革前25年和現在最大的區別是什么？不是沒有改革的阻力，不是現在的阻力比那時候強大多少，而是說那時候改革的動力比現在要強得多。那時候有那么一批人把改革本身作為一種使命。很多人說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我覺得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因為是先有共產黨執政才有國有企業，不是有了國有企業才有共產黨。為什么說現在的改革動力不夠呢，因為現在我們的政治家很少，官僚很多。

未來十年是中國改革的一個窗口期，我們新一代領導人由于特殊的歷史和特殊的家庭背景，他們或許會保持足夠好的，強的領導力來推動改革。如果我們錯過未來這十年，我覺得中國下一步的路怎么走就是一個很大的問號，所以我希望經過三中全會之后，能夠明確好多應該做的事，下一步就是好多事情怎么去落實。我們過去好話說的已經很多，包括改革，但是最重要的是落實，如果再沒有落實的話，我想更多的人會更失望，以后再好的說法大家也可能就沒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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